二十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人的关系主题”，四是“实际上与他人主题相同”的“历史主题”。[22]如果把第四主题合并到第三主题中，那么就是三个重大主题。唯一没有提到的是“语言主题”，这其实是由梅洛-庞蒂本人最早倡导的。当然利科对于象征问题的探讨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主题，但他只是在3M时代才真正实现了自己的解释学转向。萨特和梅洛-庞蒂都围绕这些主题展开，但立场并非完全一致。这是由于他们对胡塞尔有不同的理解。按照特罗蒂尼翁的看法, “在现象学的共同语言之下形成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哲学家”，他们“两个人都从胡塞尔那里受到启发,但绝不是同一个胡塞尔,读的也不同样的书。萨特的胡塞尔是《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的胡塞尔；梅洛-庞蒂的胡塞尔则是各种未出版的著作以及《经验和判断》中的胡塞尔,是《笛卡尔式沉思》和《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的胡塞尔,是关于时间的内在意识的各种学说的胡塞尔。” [23]萨特在追忆梅洛-庞蒂时指出：“我们谈到这些必不可少的词：现象学,生存。我们发现了我们真正关心的东西。我们都过于个人主义倾向而无法共同展开研究,我们在保持各自独立的情况下猜测对方。独自研究时,我们很容易相信自己理解了现象学的思想,而在一起时,我们在对方眼里都成了含混的化身。我们都从自己的工作出发把对方的工作看作是出人意料的、有时甚至是恶意的曲解。胡塞尔既使我们保持距离又维护了我们的友谊。” [24]比如，尽管萨特强调身体的地位，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对纯粹意识的强调中，而梅洛-庞蒂把超然的纯粹意识抛在一边，确立了身体主体的中心地位；又如萨特强调自在与自为的对立，而梅洛-庞蒂始终要求一种含混的第三维度。他们两人一度关系非常密切，但最终因为政治与哲学上的分歧而中断友谊。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马塞尔，现在还要指出，波伏瓦（S.de Beauvoir,1908-1986）、伽缪（A.Camus,1913-1960）、雷蒙·阿隆等人也都与法国现象学运动密切相关。波伏瓦以小说的方式推进存在主义主张，她的论著《一种含混的道德》（1947）在伦理和他人问题上有其重要见解，作为萨特的长期伴侣，她始终捍卫他的“盟主”地位。伽缪以小说和戏剧的方式表达其现象学-存在主义主张，他对于荒谬和自杀等问题的探讨有其独特地位,他的哲学作品《西西弗斯神话》（1943）和小说《局外人》（1942）等作品的出版无疑对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具有推动作用。他最终与萨特决裂。阿隆本人在接受德国思想时，徘徊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李凯尔特（H.Rickert,1863-1936）及韦伯（M.Weber,1864-1920）等人的新康德主义之间，但他明确地表示，“通过研究现象学，我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相对于我的新康德主义教育的解放。” [25]。阿隆对萨特接受现象学具有推动作用，他本人同时借用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东西来探讨历史问题和历史哲学问题，他最先与萨特决裂。另外还需要注意到列维纳斯和利科两位哲学家，他们属于3H一代，都对引进德国现象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致力于自己的现象学建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主要作品不是产生在这个时代，而是在3M时代，其影响更在3M时代之后。列维纳斯在这一时代完成了《从生存到生存者》（1946）等作品，开始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有关思想进行批判。利科在这个时代主要翻译出版了胡塞尔的《观念》（1951），同时致力于意志哲学的研究，这是一种与生存哲学和身体哲学相关的研究，代表作是《意志哲学：1、意愿与非意愿》（1950），《意志哲学II：有限与有罪》（1960），《历史与真理》（1955）等。
三
在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3M时代的一批光芒四射的著名哲学家让现象学从主流思潮退出，现象学似乎进入到了一个暗淡的时期。梅洛-庞蒂的英年早逝，萨特在与列维-斯特劳斯冲突中的劣势地位，利科未能入举法兰西学院而福柯却成功进入，这些都表明现象学时代没有争议地让位于结构主义时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象学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首先，萨特、列维纳斯和利科在这一时期并不是全无作为。事实上，列维纳斯和利科的许多独创性工作都是这一阶段进行的，比如前者主要著作《整体与无限》（1961）和《对他人的人道主义》（1972），后者的主要著作《解释：论弗洛伊德》（1965）、《解释的冲突》（1969）和《活的隐喻》（1975）的发表，尽管其效应或影响要在后面一个阶段才显示出来。他们两人都在继续现象学思考的同时，接受一些新的思想资源，并因此在困难时期寻找着现象学的出路：一个致力于他人、他者、他性的现象学探讨，一个实现了现象学的语言学转向。其次，在二十一世纪重新回顾这两个时代的交替时，我们不应该仅仅着眼于从现象学到结构主义的断裂，而是应该同时清理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不能够简单地断言两者完全对立，甚至简单地认为后者取代了前者。在3M时代，语言学模式获得了普遍的应用，主体的命运完全被纳入到了无情的语言游戏中，但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恰恰为这种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引导线索和帮助，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发展语言现象学。反过来说，列维-斯特劳斯关于野性思维、关于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又对梅洛-庞蒂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在3H时代已经发表出来。第三，现象学本身并非铁板一块，萨特、梅洛-庞蒂、马塞尔、列维纳斯、利科等无疑是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家，但法国现象学学派的范围还可以扩大，结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阵营中的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布尔迪厄也都可以归属于这一流派。[26]当然，后面四位更多地带有解构而不是建构的性质。
我们倾向于在比较宽泛的现象学方法旗帜下将当代法国的一些主要哲学家关联起来。于是，当我们说到法国哲学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关系的时候，大体上要解决的是现象学传统与结构分析传统的关系，但同时也可以说是要解决现象学在不同时期的差异或区别。这就出现了德孔布在《同与异》中所说的1945年以后以3H一代著称的哲学家向1960年代以来以3M一代著称的哲学家的过渡。[27] 3M指的是三个怀疑大师（Ma?tre de soupcon）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3M一代指的是比3H一代稍后出生（列维-斯特劳斯、拉康[（J.Lacan,1901-1981）]与他们其实是同一辈人，而且交往也比较密切）、在60年代以后产生学术影响的列维-斯特劳斯、拉康、阿尔都塞（L.Althusser,1918-1990）、福柯、德里达等人。尽管彼此之间多有分歧，尽管除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外都有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但他们被笼而统之们地归属于反人本主义或强调主体终结的一代。他们的主要共同点在于：一是受晚期马克思的影响，把人道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予以批判，要发展所谓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最明显）；二是受尼采对价值的怀疑与上帝死了的观点的影响，从上帝死了推出人死了（福柯最明显）；再有就是接受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学说，否定理性主体和意识主体（拉康最明显）。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说3M只是在这个时候才被引进。法国引进黑格现象学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更好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而萨特和梅洛-庞蒂都在某种程度上调和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尤其看到了早期人本主义倾向的马克思，当然，这与结构主义接受科学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完全不同。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理论早就被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所接受，在《行为的结构》中，他多处引述弗洛伊德，表示“愿意按照弗洛伊德主义的例子，来明确界定严格的人类辩证法与生命辩证法的关系”。[28]萨特也因为受托撰写有关弗洛伊德的剧本而不再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马塞尔，现在还要指出，波伏瓦（S.de Beauvoir,1908-1986）、伽缪（A.Camus,1913-1960）、雷蒙·阿隆等人也都与法国现象学运动密切相关。波伏瓦以小说的方式推进存在主义主张，她的论著《一种含混的道德》（1947）在伦理和他人问题上有其重要见解，作为萨特的长期伴侣，她始终捍卫他的“盟主”地位。伽缪以小说和戏剧的方式表达其现象学-存在主义主张，他对于荒谬和自杀等问题的探讨有其独特地位,他的哲学作品《西西弗斯神话》（1943）和小说《局外人》（1942）等作品的出版无疑对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具有推动作用。他最终与萨特决裂。阿隆本人在接受德国思想时，徘徊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李凯尔特（H.Rickert,1863-1936）及韦伯（M.Weber,1864-1920）等人的新康德主义之间，但他明确地表示，“通过研究现象学，我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相对于我的新康德主义教育的解放。” [25]。阿隆对萨特接受现象学具有推动作用，他本人同时借用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东西来探讨历史问题和历史哲学问题，他最先与萨特决裂。另外还需要注意到列维纳斯和利科两位哲学家，他们属于3H一代，都对引进德国现象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致力于自己的现象学建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主要作品不是产生在这个时代，而是在3M时代，其影响更在3M时代之后。列维纳斯在这一时代完成了《从生存到生存者》（1946）等作品，开始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有关思想进行批判。利科在这个时代主要翻译出版了胡塞尔的《观念》（1951），同时致力于意志哲学的研究，这是一种与生存哲学和身体哲学相关的研究，代表作是《意志哲学：1、意愿与非意愿》（1950），《意志哲学II：有限与有罪》（1960），《历史与真理》（1955）等。
三
在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3M时代的一批光芒四射的著名哲学家让现象学从主流思潮退出，现象学似乎进入到了一个暗淡的时期。梅洛-庞蒂的英年早逝，萨特在与列维-斯特劳斯冲突中的劣势地位，利科未能入举法兰西学院而福柯却成功进入，这些都表明现象学时代没有争议地让位于结构主义时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象学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首先，萨特、列维纳斯和利科在这一时期并不是全无作为。事实上，列维纳斯和利科的许多独创性工作都是这一阶段进行的，比如前者主要著作《整体与无限》（1961）和《对他人的人道主义》（1972），后者的主要著作《解释：论弗洛伊德》（1965）、《解释的冲突》（1969）和《活的隐喻》（1975）的发表，尽管其效应或影响要在后面一个阶段才显示出来。他们两人都在继续现象学思考的同时，接受一些新的思想资源，并因此在困难时期寻找着现象学的出路：一个致力于他人、他者、他性的现象学探讨，一个实现了现象学的语言学转向。其次，在二十一世纪重新回顾这两个时代的交替时，我们不应该仅仅着眼于从现象学到结构主义的断裂，而是应该同时清理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不能够简单地断言两者完全对立，甚至简单地认为后者取代了前者。在3M时代，语言学模式获得了普遍的应用，主体的命运完全被纳入到了无情的语言游戏中，但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恰恰为这种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引导线索和帮助，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发展语言现象学。反过来说，列维-斯特劳斯关于野性思维、关于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又对梅洛-庞蒂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在3H时代已经发表出来。第三，现象学本身并非铁板一块，萨特、梅洛-庞蒂、马塞尔、列维纳斯、利科等无疑是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家，但法国现象学学派的范围还可以扩大，结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阵营中的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布尔迪厄也都可以归属于这一流派。[26]当然，后面四位更多地带有解构而不是建构的性质。
我们倾向于在比较宽泛的现象学方法旗帜下将当代法国的一些主要哲学家关联起来。于是，当我们说到法国哲学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关系的时候，大体上要解决的是现象学传统与结构分析传统的关系，但同时也可以说是要解决现象学在不同时期的差异或区别。这就出现了德孔布在《同与异》中所说的1945年以后以3H一代著称的哲学家向1960年代以来以3M一代著称的哲学家的过渡。[27] 3M指的是三个怀疑大师（Ma?tre de soupcon）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3M一代指的是比3H一代稍后出生（列维-斯特劳斯、拉康[（J.Lacan,1901-1981）]与他们其实是同一辈人，而且交往也比较密切）、在60年代以后产生学术影响的列维-斯特劳斯、拉康、阿尔都塞（L.Althusser,1918-1990）、福柯、德里达等人。尽管彼此之间多有分歧，尽管除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外都有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但他们被笼而统之们地归属于反人本主义或强调主体终结的一代。他们的主要共同点在于：一是受晚期马克思的影响，把人道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予以批判，要发展所谓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最明显）；二是受尼采对价值的怀疑与上帝死了的观点的影响，从上帝死了推出人死了（福柯最明显）；再有就是接受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学说，否定理性主体和意识主体（拉康最明显）。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说3M只是在这个时候才被引进。法国引进黑格现象学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更好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而萨特和梅洛-庞蒂都在某种程度上调和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尤其看到了早期人本主义倾向的马克思，当然，这与结构主义接受科学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完全不同。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理论早就被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所接受，在《行为的结构》中，他多处引述弗洛伊德，表示“愿意按照弗洛伊德主义的例子，来明确界定严格的人类辩证法与生命辩证法的关系”。[28]萨特也因为受托撰写有关弗洛伊德的剧本而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