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批评的批评

 海德格尔在追溯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时，曾多次指出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思维的“命运”或“宿命”。例如，可参看海德格尔为《形而上学是什么?》一书所写的“导言”，载《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35、446页；又参看《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6页。因此，尽管他认为哲学必须“克服形而上学”，并在《存在与时间》中具体实行了这项工作，揭露了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Sein)的“遗忘”，但同时他也认为，形而上学并不是思想家个人的一种错误或疏忽造成的，而正好是存在本身的“成己”(Ereignis)该词历来争论颇多，孙周兴先生译作“本有”、“居有事件”，我译作“成己”。过程，因此是西方思想的必经之途。不过，海德格尔在讨论这种形而上学在古希腊哲学的开端中产生的内在必然性的时候，与其说是揭示了这一产生在形而上学内部的原因和关系，不如说只是对此一过程作了描述和渲染。形而上学努力为真理的“去蔽”而“抗争”，为什么这种抗争反过来变成了对存在和真理的“遮蔽”和“颠倒”?对此在他那里却只有一种“关键性的提示”(ein entscheidender Hinweis)参看《形而上学导论》，第190—192页，及Martin Heidegger:[WTBX]Einfuerung in die Metaphysik[WTBZ],5.,durchges.Aufl.Tuebingen:Niemeyer,1987.S.146.。当然，他这样做的原因，我想是由于要避免为了解释形而上学而产生出另一种形而上学来。他“追问”存在的意义，却并不想对这种追问作出确切的回答，勿宁说，存在的意义在他看来就在于这种不打算回答的追问。在这时，问“什么”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追问”本身就是一切。这样，西方形而上学为什么必然产生、为什么会成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命运”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问题了。?

    本文试图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及海德格尔关于它的评论的分析，来说明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源就包含在“哲学”这个概念或这一人类活动的本质矛盾中，因而从古到今，任何一个想要拒斥形而上学的人都不得不拒斥哲学本身；而反过来，任何一个还想进行一种哲学思考的人，包括海德格尔在内，最终也都不得不走上形而上学之途，他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只不过使形而上学又一次提高了自己的层次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而上学真正是人类哲学思维的摆脱不了的宿命。??

    一、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的创建?

    众所周知，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创建者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一生著作浩繁，后人在编纂他的著作时，将他涉及到具体的自然事物的那些著作编在一起，称为“物理学”(physics，直译为“自然学”)，而把那些更高层次的、讨论哲学问题特别是“存在”(ον,being)问题的著作编在一起，放在“物理学”后面，称为Meta-physics,即“物理学之后”。到后来，Meta一词的含义就不仅仅是“之后”的意思，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且变成了“之上”、“超越”、“元”的意思，而这些意思与亚里士多德这些著作的思想也是吻合的，因为这些著作所讨论的也正是支配自然的一些最高的原理和范畴，属于他所谓的“第一哲学”。中文在翻译亚里士多德这本书时，取《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而译作“形而上学”或“形上学”，是相当恰当的也曾有人译作“玄学”，其实并不准确。中国古代魏晋玄学与物理学毫无关系，亚氏的“物理学之后”则是可以具体指导物理学的研究的，除了具有本体论含义外，还具有方法论和逻辑的含义。?

    然而，物理学作为“自然”之学，如何能够达到“超越”或“被超越”?海德格尔指出：“按照对φυσιζ这个词的解释，它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假如在问περι　φυσεωζ［关于自然］时乃事关存在者之存在，那么关于物理的探究，即古老意义上的‘物理学’，就已经超越了τα　φυσικα，超越了存在者而处于存在之中了”，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也还仍旧是‘物理学’”《形而上学导论》，第19页，为统一译名，兹将原译“在”改译作“存在”。。换言之，形而上学植根于“物理学(自然学)”的本性之中，即物理学本身已经是对自然物的一种超越了，形而上学不过是对这种超越再加以超越而已。而物理学的超越体现在它对“自然”的看法上。按照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对“自然”的定义，“自然乃是以它为基本属性的东西之所以被推动或处于静止的一个根源或原因”北京大学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6页，参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页。。这种“原因”他分析为四种，即“四因”。既然如此，“那么自然哲学家就必须对所有这四种原因都加以研究，并且，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他应当用所有这些原因——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0页。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自然看作自然之物的“原因”，把物理学或自然哲学看作对这种原因的探索，即对自然物“为什么”的探索。所以自然哲学也好，“第一哲学”也好，归根结柢都起源于人类对世界的一种“惊异”，一种对“为什么”的好奇心，这就是对“原因”的追问。由此也就产生出后来科学研究中(由莱布尼茨提出的)所谓“根据律”(或“理由律”)：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理由的，或任何事物都有其(充足的)理由。但什么是“对原因的追问”?对原因的追问意味着原因和原因所造成的东西(“结果”)是不同的，更意味着原因(或对原因的认识)是超越于并制约着结果(或对结果的接受)的。所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开宗明义便说：“如果一种研究的对象具有本原、原因或元素，只有认识了这些本原、原因和元素，才是知道了或者说了解了这门科学，——因为我们只有在认识了它的本因、本原直至元素时，我们才认为是了解了这一事物了。——那末，显然，在对自然的研究中首要的课题也必须是试确定其本原。”《物理学》，第15页。就是说，对原因的追问预设了事物和它的原因的不同质和不同层次性，以及二者的隶属关系。这种预设自从古希腊最初的“始基”(本原)学说以来就被哲学家们模糊地意识到了，它的极端形式则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分离”其实，即使是柏拉图的分离也并不是真正的分离，因为他还是想用理念世界来解释感性现象，与康德的现象和物自体的截然二分是不同的。。但只有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意识到了：对原因的追问是一切科学或哲学(自然哲学或第一哲学)的本性。没有这种追问，一个人也可以是有“智慧”的(如“智者”们所自诩的：Sophist)，但只有这种追问，才把一个人带入了“爱智慧”(Philosophie，即“哲学”)。“爱”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一种追求，所以海德格尔把“超越”(Transzendenz)视为“根据之本质问题的区域”海德格尔：《论根据的本质》，载《路标》第159页。“根据”(Grund)，又译“理由”、“原因”。在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各大文明民族中，“智慧”的产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爱智慧”却是希腊民族独有的特殊现象。所以我曾断言中国古代有智慧，但没有“爱智慧”参看拙文《“爱智慧”辨义》，载《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中国古代智慧是实用性的和实践性的智慧，没有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对象、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体”和“用”的明确对立，也没有要贯通这些对立面的强烈的“爱”和好奇心，只有一种对双方“不二”的直接体悟，和一种“内在超越”的即玄学式的淡然于心。相反，希腊哲学则在这些对立面之间拉开了遥远的距离，这就为他们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