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形而上学的倾向甚至在苏格拉底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例如在埃利亚派那里，塞诺芬尼的绝对的“一”作为至高无上的“神”，就不是任何人所能认识的，它和人们所能知道的一切感性事物都完全不同，它“全视、全知、全听”，自己不动而以心灵的思想力推动一切。巴门尼德认为这个“一”就是“存在”，哲学家的思维和逻各斯则是通达存在的真理的唯一“道路”，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这都是对存在者(自然物)背后的存在之所以然(即“理由”或“原因”)的或神秘、或思辨的追寻。阿那克萨哥拉把能动的“努斯”作为世界一切存在者的最终原因放到整个世界之外，明确宣告了存在和存在者的分离，这种做法给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重要的启示：理性、灵魂似乎就是最终要追寻的超越物理学之上的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这种存在达到了无所不届的普遍性和完备性，但它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换言之，理念世界不是从现实世界本身中超越出来，而是强加在现实世界之上，因而无助于解释世界，而只是(如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徒然使现实事物“增加了一倍”。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对自然的超越的解释必须建立在自然本身的内在根据或原因上，这种解释必须是有层次、有步骤的，正如世界本身是有层次、有结构的一样。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解释(包括解释的方法即逻辑和范畴)与世界的结构应当是同构的，而不是我们外加在世界之上的。这种结构就是质料和形式、潜能和现实的一个种属层级结构，其最基础的“基底”是现实的“个别实体”，最高的“种”则是“纯形式”即上帝。这就创立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建立的前提，一个是必须有对现存事物的超越，因而必须在主体和对象、现象和本体之间作出区分以形成一个上升或向上追求的过程；一个是这一过程必须是有层次有步骤的，是对事物因果关系的逐级追问，而不是任意的想当然的假定。而这一追问的终点就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即存在问题，后世又称作“存在论”(ontology，即“本体论”)，它要解决的是最终原因(“终极因”即“目的因”)的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系于其上，都是“存在者”的问题。
二、亚里士多德对存在和存在者的“混淆”和“颠倒”
按照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说法，“个别实体”是他在考察“第一哲学”的核心问题即什么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时所得到的结论。在这里，“实体”(ουσια)本身无疑是“存在者”，海德格尔由此而认为亚氏的“作为存在的存在”(ον η ον)也只能译成“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但如果由此而断定亚氏“遗忘了存在”，这就未免简单化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和存在者并没有那么清晰的区分，这种不分状态并不是由于亚里士多德没有看清自己的目标，而是由于按照亚里士多德一贯的科学态度，毕竟要对“存在”本身也问一个“是什么”、并对这个“什么”作出回答。什么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亚氏的回答是“实体”，最终是“个别实体”，“这一个”(τοδε τι)。“这一个”当然还不是存在本身，而是存在者，但这个存在者是最终的存在者，它直接包含了存在，是存在使这个存在者“在起来”的“这一个”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谓“此在”(Dasein)，不同的是，海氏认为只有人才堪称“此在”，任何其他存在者则都是可以互相取代的，没有真正的个别性和不可代替性。。所以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停留于“个别实体”之上，而是追问：是“什么”使个别实体成为个别实体的?也就是追问使个别实体“成己”的“原因”，他称之为“怎是”(το τι εστιν，即“本质”)。“每一事物的怎是均属‘由己’。‘由于什么’而成为‘你’?这不是因为你文明。文明的性质不能使你成为你。那么‘什么’是你?这由于你自己而成为你，这就是你的怎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9页。这个“怎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既不是事物的偶性，也不是它的质料，而只能是它的形式(ειδοζ)，“所以我们探求的就是原因，即形式〈式因〉，由于形式，故物质得以成为某些确定的事物；而这就是事物的实体。”（同上，第159页），“实体”一词原译作“本体”。“形式的命意，我指每一事物的怎是与其原始实体”同上，第136页，“实体”原译作“本体”。显然，如果亚里士多德真的“遗忘了存在”，他就会满足于把实体解释为“这一个”和“那一个”，即解释为单纯的“存在者”(Seiende)，而不会努力去追寻那使这一个作为这一个而存在、而“是起来”的“怎是”了。?
当然，作为“怎是”的形式本身仍然是一种存在者，但与实体、“这一个”不同的是，它直接体现了“存在”或“在起来”的活动。如海德格尔说的：希腊文的το ον“一方面意指那总是存在着的东西”，另方面“又意指那仿佛‘使得’这玩意儿成为存在者而不是不存在的东西，即当它是一存在着的东西时，在存在者身上构成存在这回事的东西……亦即不是那存在着的存在者自身，而是那‘存在着’，存在状态，存在这回事，存在”《形而上学导论》，第31页，据德文版有改动。。这些话显然是针对亚里士多德说的。可见，亚里士多德其实早已提出了海德格尔视为比形而上学“基本问题”(为什么存在者毕竟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更为基本的问题：“存在是怎么一回事?”同上，第33页。海德格尔不满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最终把这回“事”变成了一个在场的“东西”，即“形式”。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广义的“形式因”除了包括“原型”或“种”外，还包括“动力因”和“目的因”，因而体现了一物的“实现”(ενεργεια)和“圆成”(εντελεχεια)，这是一切在场者(Anwesen)得以在场的根据。“实现”显然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种活动亚氏甚至将运动定义为：“潜能的事物(作为潜能者)的实现即是运动。”见《物理学》，第69页。。然而，即使这样，海德格尔还认为不够，因为动力因和目的因本身很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一种技术的和工具性的(外在目的性的)操作。这样一来，作为在场者的根据的动力因和目的因也只是一种在场者，它们本身还需要寻求其在场的根据；或者说，正因为它们被当作一切其他在场者在场的根据(例如黑格尔的作为实体的主体，以及尼采的强力意志)，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