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需为生计操心。他们利用闲暇空谈世界的构成，人的本性，预言城邦的未来，讨论城邦的立法。凡是有智慧，意见高人一筹者，大家便听从之，使他的意见变为立法，或付诸实施。我们在哲学史中看到的苏格拉底之前的所谓希腊早期哲学家，都是这类人物。他们当时并不被人称为哲学家，哲学家的头衔是后人封的，就如同我们今天把孔子叫成哲学家一样。 

在泰勒士那个时代，希腊语汇中尚没有出现philo-sophos（哲学家）这个词。我们在哲学史中经常读到，古希腊哲学始于泰勒士，但是实际上哲学这一概念，却是到了柏拉图时代才形成的。爱奥尼亚的哲学家把自己叫做historie，后来西方文化中的历史（history）一词，就是从这个字来的。但是在古希腊，historie这个字是“研究”的意思。从从西方学者掌握的材料看，在柏拉图时代之前，希腊文献中当无哲学（philosophia）一词。 

众所周知，哲学（philosophia）有两个字组成。philo是爱的意思。在philo后面加上一种对象，就构成一个新词，用以指称对该中事务的嗜好或迷恋。如好酒（philoposia），好吃（philotrophia），好学(philo-mathia)，好财（philo-plousia），好誉（philo-timia）。这种构词法在希腊语中是十分常见的。所以，柏拉图时代构成新词，philo-sophia，是很自然的。 

sophia一词，在柏拉图时代用来指称对某种技术技巧的熟练掌握，对某事物的了解。后来发生转义，有了聪明、有决断、生活中有实践经验、老辣、政治上的老练等含义。所以在早期，philosopheon（形容词）一词，并没有今天这个含义，只是说某人阅历颇深。 

哲学（philosophia，名词形式）一词是伴随着希腊民主制出现而出现的。在民主制出现以后，过去只有贵族出身的子弟才能享受到当时仅有的教育，即Arete的教育，即通过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具有Arete的人。Arete原本指人的勇敢的品格。因为希腊人把勇敢看成人的最核心的人格，也就是人之德、人之善的核心，所以后来反过来，把人的善、人之德均称为Arete。贵族制被废除，民主制建立之后，所有公民的孩子都可以受到教育，使他们能在公民大会参与意见，有进行发言参加辩论的能力，被培养为有Arete的人。这正是有智慧的人的工作（soph-ist），即是智者。 

同哲学这个概念比起来，智者（sophist）一词也是十分古老的概念，原本它是用来指神职人员，祭祀，合唱团的领唱者，贤者、诗人、音乐家，政治领袖等等。这同柏拉图时代所说的智者，即专门教学生讲话技巧和其他各种知识的人，是不同的。这种狭义的智者概念也是在柏拉图那个时代才形成的。下面是狭义的智者出现的故事。 

四．智者与民主制 

公元前五世纪，即梭伦改革时期，一个名叫安提丰Antiphon的雅典人，由于某种政治原因被驱除出镜。他只好到克林斯自谋生路。一开始他在那里开办了一种叫“心理安慰”的业务。他声称，他可以用言词的力量，疏导甚至消除人们心中的痛苦。几年以后，他又动脑筋找新的谋生手段。当时正值古希腊民主制时期。这时，希腊的法庭在审判之时，不允许有人代理诉讼或辩护。不管原告还是被告，每人都必须亲自为自己辩护。所以，谁要是口才欠佳，只好自认倒霉。而决定有罪无罪的陪审团往往是由非专业的普通民众组成。尽管他们自认为有能力对各种事物上的纠纷有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实际上，他们的决定往往受到纠纷双方的雄辩演说的直接影响，而不是依据事实证据。结果常常是狡猾者善辩者无罪，无知者，口拙者受罚。众多普通平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出申。安提丰看到了这一点，突发奇想，为这些平民或不善言词的收害者写法庭辩护词，以此为谋生手段。他的这项业务一开张，便顾客盈门。不久，他便以“辞章厨师”享誉全希腊半岛。当时的农民大半不能识文断字。所以，安提丰除了为他们写诉状、辩护词之外，还得教他们背诵写好的文章，这实际上是教人讲话、演说的技巧，这就是修辞学课程的开端：他教人们何处停顿，何处连读，何处升调，何处降调，何处声大，何处声小，何处加讽刺笑声，何处用悲痛的声音修饰。当然，这一项服务是另外收费的。这项业务使安提丰生活有了可靠的丰厚收入。于是，许多识文断字的sophist（即知识分子）纷纷效仿，蔚然成风。这些人就被称为logoropher，即写逻辑斯者。次事形成气候之后，在大家的请求下，法庭不得不允许这些“写逻辑斯”的人以亲友的身分直接出庭为当事人辩护。后来，由他人出庭代为辩护的事屡屡发生，而且越来越频繁，以至最后城邦立法机构不得不修改法规，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这种辩护形式。因为操此行业的人几乎都是sophist，后来人们便用智者（sophist）专指那些靠说话、授人辞章为生的识文断字者，他们是一批以提供知识服务来收取佣金的知识分子。此时，智者（sophist）这一称呼也并无任何贬义。它只是说，这些人是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人，他们占有know how，他们是出卖他们的know how为生的有智慧的人。 

不久，智者们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打官司的平民上门求助，有些不打官司的人也来向他们请教讲话的艺术。有人来请他们写悼词，有政治家来请他们写议会上的演说辞，或者专门学习讲演的艺术。许多人还花钱把孩子送到他们那里，向他们学习演说术和其他学问。因为在民主体制中能否在公民集会上令人信服陈述你的主张，是他能否当政，能否在邦政府谋得职位的关键。政治家的主张能否在公民大会上通过，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政治家的演说是否成功。所以，许多想让孩子从政的家长便送孩子到他们那里，付费请他们教孩子演说技术，即修辞术。 

炮制一篇好演说词，仅仅有好的辞章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对所论事物——比如航海——有丰富的知识和真正的了解。一个对航海一无所知的人，是绝对写不出一篇可用的关于海事论辩的演说词，也不可能在海事纠纷的诉讼论辩中取胜。所以，智者应该对他处理的各种题目都是内行专家，才能赢得各行各业的顾客对他的信任，才会这类事物委托他出面办理。另一方面，不管智者的当事人有理无理，在案件中有罪无罪，辩护人都必须为顾客辩解，把当事人的无理说成有理，要把当事人的有罪说成无罪，把当事人的大罪说成是小罪；教给政治家演说手法，也就是教政治家如何利用语言技巧和听众心理，把自己有限的知识，个人的主张说成是必然的真理；把可能性说成现实性，把他人的有道理的看法说成谬误，如此等等。表面上看来，这些智者的行为，无非是摇唇鼓舌，黑白颠倒，用辞章玩弄真理与事实股掌之上。这些智者在做业务宣传的时候，也确实一方面标榜他们自己无所不知，另一方面就是宣称自己可以把任何荒谬的论题说成真理。这种文化现象是当时处于繁荣时期民主制和法制的要求。 

在民主制下，全体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国家事物。这时，如何取悦于民众，换取民众的信任，支持自己的主张，成了政坛上各色任务活动的中心，也是整个政治活动这门艺术的核心内容。所以，智者的出现是应民主制制运而生，应法制之运而生。 

民主制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公民有权参与国家事物的决定进程，二是依照多数原则而不善依照真理原则决定事物，即遵从民众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而不问真理是否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真正民主制的运行中，不应该把真理作为最高原则。这条原则有它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它涉及到哲学上十分严肃的人文知识的认识论问题，应有专文来谈，在这里我们不予深究。事实上，在民主制中，政治家有的不是真理，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得出的主张看法，或者对于眼下而言的最佳方案。政治家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主张看法，眼下的最佳方案，在公民大会上说成是唯一的正确、唯一可行的方案。甚至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