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话，通过讲演、说服民众相信，这是唯一的真理。当然，他的对手也会这样表演。所以，在民主政体下，政治家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自己在表演真理，不是在捍卫真理。因为他有的只是意见，不是真理。即使他真的手中握有真理，他也必须用处理意见一样的方式来处理他手中的真理。这就是说，一旦民众的多数选择了他认为是谬误的意见，他也必须平和地放弃自己的手里的真理，去服从他人手中的谬误。如果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政党把民主制进程看成贯彻真理的过程，那么这位政治家或者这个政党早晚会退出民主制。他们的办法无非是或者放弃参政的机会，或者使用非政治的手段中止民主制，是其名存实亡，或者干脆诉诸暴力将它颠覆。民主并不是维护真理的制度。民主是防止独裁和专制的制度。真理是认识论上的问题，民主是实践上的问题，保护民众利益与权利的问题，是一个“实用主义”功利的问题。对这一点没有清醒的认识，民众中就不会形成真正的民主意识，政治家们也不会而且不懂得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民主手段进行政治活动。用服从民众多数的原则，取代捍卫贯彻真理的原则，就是在政治生活中用实践的实用的功利的原则，也就是用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取代抽象的理想的——往往是虚假的或者虚伪的——认识论原则。没有这个原则的转变，民主制度在现实中就是不完善，不稳定，甚至会蜕化为不真实的虚假的制度。[8]所以，智者是西方最早的职业律师，是西方最早的为民主制度服务的职业知识分子，是最早的职业教师。 

不管当律师，当教师还是当政治家的智者，他们的行为应该是善。律师本应为有苦说不出来的人提供辩护；政治家应该把自己为民众谋福利的主张说成真理。智者修辞手段本应为善事服务的。但是，无论什么事物，一旦形成风气，成为时髦，必然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智者之风也是一样。有一些素质低下的智者则放弃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初衷，而是一味玩弄颠倒黑白之术，从服务于善事的必要的修辞手段中，把早期演讲术中不自觉使用的有缺陷的技巧（如偷换概念，逻辑错误等）专门分离出来，当作他自己的一技之长，到处卖弄，骗钱糊口。柏拉图曾经在对话录中描述这类智者的行径：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它儿女的父亲吗？ 

――当然是。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你的吗？ 

――当然，它是我的。 

――既然是你的，而且是父亲，那么这条公狗就是你的父亲，你就是那些小狗的兄弟了。[9] 

这显然是一个玩弄逻辑混乱的论断。政治企图通过这样的推论，向人们证明，自己可以为任何荒诞不经的论题提供论证。这类智者的活动极大地破坏了智者在民众中的现象，加上拥护贵族制，反对民主制的知识分子（柏拉图也是其中之一）的偏见和恶意诋毁，使得在柏拉图时期的希腊世界背上了恶名，几乎成了诡辩者的代名词。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随处可见对智者的调侃和攻击。这些攻击尽管事出有因，但是由于柏拉图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他对智者的可以理解的偏见变成了2000年中西方人对智者的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全世界的民主意识的进一步提高，许多学者从新意识到智者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教育史开风气之先丰功伟绩。为智者翻案在西方已成气候。前面提到的柯费尔德《智者运动》一书就是这股翻案风的产物。[10] 

尽管智者作为一种职业，依靠出卖知识，为他人提供辩护，以为谋生手段，在现实生活中，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对人类政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就他们对待真理的机会主义立场，就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暧昧有时甚至是献媚的态度，根本不足以为高级精神活动，从事自由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楷模，严格的说，智者的精神生活方式是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不取。柏拉图批判智者的目的，是反对在基础理论研究中追求实用、实惠，反对看风使舵的对待真理，反对纯学术中的机会主义态度，提倡在真理问题上必须彻底，必须极端，不打折扣，不为任何人的任何利益而不掩盖事物的真相。柏拉图批判智者，就是要提倡一种为真理而献身的，执着坦荡的新生活方式。今天为智者翻案，承认读书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并不等于承认他们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楷模。作为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下述事实：艺术有雅俗之分，工作精粗之别，社会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也有贵贱之议。我们认为，同街头卖弄诡辩之术的智者相比，为真理饮鸩而亡苏格拉底的生活态度就是高贵的多。 

北京社会科学院的杜丽燕女士曾向我推荐雷永生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与“皮毛”理论》。雷永生在文章中指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决不是附在皮上的毛。依赖于皮而生活的读书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西方人并不把工程师，医生，律师，政府里的职员叫做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可能上过大学，甚至有博士学位。甚至总统也不被人视为知识分子。原因就是他们是附在皮上的毛，他们的精神活动是服务于外在的目的的。雷永生先生的文章为我们理解柏拉图对智者的批判提供了一个正确的视野。柏拉图要问的恰恰是，智者对待真理的立场在功利上是合理，但是它否是应成为我们研究探讨真理的正确立场？智者的生活态度是否应该是为真理而献身的读书人的生活态度？ 

   

   

五．哲学家与智者的区别 

我们已经指出，许多智者为了招揽学生和客户，在市场上公开宣扬，天上人间之事他们无所不能，无一不晓。而且还在那里玩弄诡辩之术，以标榜自己能证明任何荒谬论题的真理性。这类三等智者的行径败坏了整个智者的清誉，引起了有学之士和本来就反对浮华不实的民主制的贵族们的反感。首先出首反对智者的就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的教科书里多有介绍。汪子嵩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第二卷介绍的更加翔实。我们不在这里重复。我们这里要说明的是，苏格拉底原本也是智者，他也能言善辩，也招收青年，他为什么不是智者，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呢？ 

通过柏拉图的对话[11]，我们可以知道，一，智者研究修辞术，研究知识是为了挣钱糊口，谋生是最终目的。而苏格拉底从事真理的探讨目的，是为了学问本身。他不以此为生生，所以也不向学生收钱。 

二，不管是作律师，还是作政治家的枪手，智者总是为客户服务的。在业务上，他必须听命于客户的要求，按客户的意图办事。在法庭辩论中，他必须遵守法庭的规矩，按着法律规定的程序活动，按法律圈定的路子为客户寻求辩解的可能，迎合陪审团成员们口味谈论问题，他们的思想活动是受约束，不自由的，所以柏拉图才说，他们同奴隶相差无几。苏格拉底不为人打官司，也不为他人当枪手，一味地去探究，真正的善是什么，神本身是什么。他不收钱，也不为他人提供服务，更不用去取悦陪审团，或者公民大会成员。他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向任何大人物或能工巧匠提问，看他是否真懂得他自认精通的技术或学问。所以苏格拉底不但不取悦于他人，而是到处去揭露他人，批评他人，在大天广众之下，提醒得意洋洋者，引导他们意识到自己知识的有限性，因而使这些能人巧匠处境尴尬，下不来台。所以，苏格拉底是令新贵名人讨厌的人物。他让人看到，自称虔诚的人不知神为何物，从政的人不知善为何物。他在青年人面前揭露了他们道貌岸然的真相，最终被道貌岸然的城邦居民判为有罪，饮鸩而亡。 

三，不管在法庭上还是在公众大会上，智者的讲演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论题上都受到限制。他们不可能随在法庭上便转换题目，讨论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他们也不可以漫无边际的无限长时间地论证下去。按客户或公民大会或法庭的时间表而忙忙碌碌是智者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则不然，他有充裕的时间，有闲暇（schole），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