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对话——谈福柯和哈贝马斯的争论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摘 要：福柯和哈贝马斯都是对当代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立足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其作品及访谈录中的对话。本文旨在探讨或澄清福柯与哈贝马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观点、思想的异同，并通过分析他们的争论来揭示他们二者的哲学目标。
关键词：理性|主体|权力|交往
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柯与哈贝马斯的争论在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但同时这场争论也为我们厘清他们的思想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下面，我们将试图从几个方面对这一争论谈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评价。
如何理解“理性”及现代性
在西方，福柯是以“理性的批判者”著称的。对理性的批判，既是福柯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哲学的一大“特征”。我们在理解福柯理性批判的观点之前先看看他的论敌哈贝马斯是如何看待理性的，因为，哈贝马斯坚持认为福柯是一位彻底的“非理性主义者”。
哈贝马斯在他的作品中这样说道，“言和行的理性历来是哲学探讨的主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思维本身便产生于对体现于认识、言说和行为中的理性的反思，哲学的根本问题便是理性。哲学自产生以来，始终致力于用蕴含在理性中的原则来解释世界的总体，解释表现于现象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倘若各种哲学学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通过理性经验的运用，来思考存在或世界的统一性。”[1]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也考察了现代性批判的历史，他指出黑格尔和尼采代表着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传统：黑格尔代表理性的传统，尼采代表非理性的传统。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理论继承尼采非理性的传统，对现代性作全盘否定是不切实际的。通过历史考察，他表明在把握现代性批判不同于传统批判的基础上重建现代性（理性）的理论传统，才是哲学对现代性（理性）研究的正确道路。他指出“20世纪的形而上学批判将理性作为完全负面的东西，一种绝对压制的力量加以贬斥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必须把理性视为一切言和行的主体，在生产、生活、交往和思维活动中的根本原则和态度。没有这种根本原则和态度，一切都将陷入混乱，一切都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2]在他眼中，福柯就是他批判的观点的一个代表人物。
哈贝马斯强调现代性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不是我们在选择中得到的，因此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就将其动摇。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理性这一基础和平台上的，理性的发展促进了现代性的存在与发展。现在看到的所谓危机只是由于现代性的根源理性内部——工具理性——的过分发展，通过一种重建和自醒的方式，理性是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为现代性找到更好的出路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从一种对现代性重建的思想出发，坚持现代主义的立场，坚信理性必将解决自身的问题。虽然他突出批判了工具理性，认为工具理性是理性发生了扭曲从而变成了对社会生活的专横统治，但这一点并不能证明理性是可以全盘否定的，相反，要纠正理性被扭曲的状态，只有在理性自身中才能得到解决。
那么福柯又是怎么看待理性的呢？在福柯看来，理性的地位只是在近代才飞速上升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与疯癫不断地展开对话。……禁闭、监狱、地牢甚至酷刑，都参与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无声对话，一种斗争的对话。现在，这种对话停止了。”[3]这表明理性并不是很久已成的叙事，它是一种理性压抑疯癫的结果，它的发展在于确立自己对他者的全面控制。现代性是一个要以理性创造和发展人们生活为目的，其结果又事与愿违，反而使得人自身变的不自由的过程，工具理性的发展就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这实际上意味着理性自身是有限的,人受制于这些作为他者的因素。
福柯用以和理性对抗的着眼点是“疯癫”，福柯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尊重疯癫的目的是要承认这个“人类真相的最底限度” ，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真相、理性。他曾说过，“过去，理性只有凭借物质力量并通过某种实际较量才能取得对非理性的胜利。现在，胜负已事先决定。由于这种新的理性统治了精神病院，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一种未成年地位，表现了自身的一个方面，即没有自治权利，只能移植到理性世界才能存活。”[1]明显地，福柯表现出要从根本上跳出那种从现代性、从理性中寻找方法解决自身问题的思想，表明应该从理性的外部，从它的对立面非理性中寻找解决现时问题的出路。
总而言之，哈贝马斯立足于重建理性，福柯则旨在跳出理性自身。在探讨理性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意识到福柯和哈贝马斯都认识到了现代性有了危机。对于现代性的危机，福柯旨在以“解构”为基调，要破以前的理论来建构新的理论，或是为新的理论铺路，从而来应对危机的出现。而面临现代性危机这一问题，哈贝马斯表现的是重建现代性的思想，即要在现代性中，在理性中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出路。
对“主体”概念的不同看法
继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福柯这位“法兰西的尼采”进而喊出“人死了”。福柯说：“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同时又视彼此为夫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2] 福柯认为，在认识论转型中确立的“主体”几乎把本体论中“神”的荣耀全部吸收过来了，成为整个世界的先验的中心和主宰。对此，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体及其种种替代者必须被剥夺其创造性角色，并且作为话语的一种复杂而可变的功能加以分析。”[3] 福柯的重要著作《词与物》的主旨之一就是要批判那种在他之前近200年的西方哲学上的主要理论形态——人类学主体主义。福柯始终怀疑和敌视那个至高无上的、起构造和奠基作用的、无所不在的主体。在福柯眼中，“人死了”就是指“主体之死，大写的主体之死，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的源头和基础的主体之死”。[1] 在此基础上，福柯致力于揭示主体的真相：并不存在所谓先验的自我，主体实际上是在现代性进程中权力主体通过掩饰个体经验而构造出来的，“实际上，使肉体举止话语和欲望被认定和建构为个人，这正是权力最初的结果之一。”[2] 福柯以上的论述及意图都是要从整体上否定那种具有先验性的主体，代之一种新的主体意识—一种回归自我关怀的主体。
那么福柯的论敌哈贝马斯是如何理解和分析主体的呢？与福柯相似的是，哈贝马斯也对认识论哲学中的“主体” 概念是指人及其意识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以主体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世界的分裂以及前者对后者认识的可能。换言之，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是这一哲学的根本特征，而这种二元对立的基础和前提又是意识与存在、思维与对象的同一。但对于这一基础和前提我们不能找到充分的证据。究其根本，意识与存在、思维与对象的同一只是毫无根据的先验假设，在认识论的逻辑上并不成立，这样，传统上的主体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就变得十分可疑了。
然而，哈贝马斯是否也要否定主体的存在呢？答案明显是否定的。相反，他反对各种企图颠覆和解构主体的反传统思潮，特别是反对福柯对整个现存的主体概念进行全盘否定。为了避免这些先验性主题问题的困扰，哈贝马斯抛弃了先验层面，回到了实践层面，从而得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自我’这一限定性的前置词的意义，在个人主义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以其纯主观性特征，从一开始便被歪曲。我们必须还‘自我’以主体间性的意义。”[3] 哈贝马斯的这句话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单独地存在；没有与他人的关联，任何人都不可能过一种有意识的生活，甚至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人能成为仅属于自身的主体。这也就是说，“主体”，只能解释为人的社会化的产物，是在社会化过程
关键词：理性|主体|权力|交往
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柯与哈贝马斯的争论在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但同时这场争论也为我们厘清他们的思想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下面，我们将试图从几个方面对这一争论谈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评价。
如何理解“理性”及现代性
在西方，福柯是以“理性的批判者”著称的。对理性的批判，既是福柯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哲学的一大“特征”。我们在理解福柯理性批判的观点之前先看看他的论敌哈贝马斯是如何看待理性的，因为，哈贝马斯坚持认为福柯是一位彻底的“非理性主义者”。
哈贝马斯在他的作品中这样说道，“言和行的理性历来是哲学探讨的主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思维本身便产生于对体现于认识、言说和行为中的理性的反思，哲学的根本问题便是理性。哲学自产生以来，始终致力于用蕴含在理性中的原则来解释世界的总体，解释表现于现象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倘若各种哲学学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通过理性经验的运用，来思考存在或世界的统一性。”[1]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也考察了现代性批判的历史，他指出黑格尔和尼采代表着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传统：黑格尔代表理性的传统，尼采代表非理性的传统。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理论继承尼采非理性的传统，对现代性作全盘否定是不切实际的。通过历史考察，他表明在把握现代性批判不同于传统批判的基础上重建现代性（理性）的理论传统，才是哲学对现代性（理性）研究的正确道路。他指出“20世纪的形而上学批判将理性作为完全负面的东西，一种绝对压制的力量加以贬斥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必须把理性视为一切言和行的主体，在生产、生活、交往和思维活动中的根本原则和态度。没有这种根本原则和态度，一切都将陷入混乱，一切都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2]在他眼中，福柯就是他批判的观点的一个代表人物。
哈贝马斯强调现代性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不是我们在选择中得到的，因此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就将其动摇。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理性这一基础和平台上的，理性的发展促进了现代性的存在与发展。现在看到的所谓危机只是由于现代性的根源理性内部——工具理性——的过分发展，通过一种重建和自醒的方式，理性是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为现代性找到更好的出路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从一种对现代性重建的思想出发，坚持现代主义的立场，坚信理性必将解决自身的问题。虽然他突出批判了工具理性，认为工具理性是理性发生了扭曲从而变成了对社会生活的专横统治，但这一点并不能证明理性是可以全盘否定的，相反，要纠正理性被扭曲的状态，只有在理性自身中才能得到解决。
那么福柯又是怎么看待理性的呢？在福柯看来，理性的地位只是在近代才飞速上升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与疯癫不断地展开对话。……禁闭、监狱、地牢甚至酷刑，都参与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无声对话，一种斗争的对话。现在，这种对话停止了。”[3]这表明理性并不是很久已成的叙事，它是一种理性压抑疯癫的结果，它的发展在于确立自己对他者的全面控制。现代性是一个要以理性创造和发展人们生活为目的，其结果又事与愿违，反而使得人自身变的不自由的过程，工具理性的发展就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这实际上意味着理性自身是有限的,人受制于这些作为他者的因素。
福柯用以和理性对抗的着眼点是“疯癫”，福柯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尊重疯癫的目的是要承认这个“人类真相的最底限度” ，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真相、理性。他曾说过，“过去，理性只有凭借物质力量并通过某种实际较量才能取得对非理性的胜利。现在，胜负已事先决定。由于这种新的理性统治了精神病院，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一种未成年地位，表现了自身的一个方面，即没有自治权利，只能移植到理性世界才能存活。”[1]明显地，福柯表现出要从根本上跳出那种从现代性、从理性中寻找方法解决自身问题的思想，表明应该从理性的外部，从它的对立面非理性中寻找解决现时问题的出路。
总而言之，哈贝马斯立足于重建理性，福柯则旨在跳出理性自身。在探讨理性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意识到福柯和哈贝马斯都认识到了现代性有了危机。对于现代性的危机，福柯旨在以“解构”为基调，要破以前的理论来建构新的理论，或是为新的理论铺路，从而来应对危机的出现。而面临现代性危机这一问题，哈贝马斯表现的是重建现代性的思想，即要在现代性中，在理性中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出路。
对“主体”概念的不同看法
继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福柯这位“法兰西的尼采”进而喊出“人死了”。福柯说：“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同时又视彼此为夫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2] 福柯认为，在认识论转型中确立的“主体”几乎把本体论中“神”的荣耀全部吸收过来了，成为整个世界的先验的中心和主宰。对此，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体及其种种替代者必须被剥夺其创造性角色，并且作为话语的一种复杂而可变的功能加以分析。”[3] 福柯的重要著作《词与物》的主旨之一就是要批判那种在他之前近200年的西方哲学上的主要理论形态——人类学主体主义。福柯始终怀疑和敌视那个至高无上的、起构造和奠基作用的、无所不在的主体。在福柯眼中，“人死了”就是指“主体之死，大写的主体之死，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的源头和基础的主体之死”。[1] 在此基础上，福柯致力于揭示主体的真相：并不存在所谓先验的自我，主体实际上是在现代性进程中权力主体通过掩饰个体经验而构造出来的，“实际上，使肉体举止话语和欲望被认定和建构为个人，这正是权力最初的结果之一。”[2] 福柯以上的论述及意图都是要从整体上否定那种具有先验性的主体，代之一种新的主体意识—一种回归自我关怀的主体。
那么福柯的论敌哈贝马斯是如何理解和分析主体的呢？与福柯相似的是，哈贝马斯也对认识论哲学中的“主体” 概念是指人及其意识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以主体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世界的分裂以及前者对后者认识的可能。换言之，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是这一哲学的根本特征，而这种二元对立的基础和前提又是意识与存在、思维与对象的同一。但对于这一基础和前提我们不能找到充分的证据。究其根本，意识与存在、思维与对象的同一只是毫无根据的先验假设，在认识论的逻辑上并不成立，这样，传统上的主体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就变得十分可疑了。
然而，哈贝马斯是否也要否定主体的存在呢？答案明显是否定的。相反，他反对各种企图颠覆和解构主体的反传统思潮，特别是反对福柯对整个现存的主体概念进行全盘否定。为了避免这些先验性主题问题的困扰，哈贝马斯抛弃了先验层面，回到了实践层面，从而得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自我’这一限定性的前置词的意义，在个人主义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以其纯主观性特征，从一开始便被歪曲。我们必须还‘自我’以主体间性的意义。”[3] 哈贝马斯的这句话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单独地存在；没有与他人的关联，任何人都不可能过一种有意识的生活，甚至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人能成为仅属于自身的主体。这也就是说，“主体”，只能解释为人的社会化的产物，是在社会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