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对话——谈福柯和哈贝马斯的争论(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以一种微粒的形式存在于各种关系中，特别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运行中。福柯否定那种自上而下的带有政治及规划性的权力，那种支配性主宰性和统治性的力量不应被称为权力，而应被称为暴力。他指出，权力和暴力是完全不同的，权力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可有所选择地行使或接受，而暴力则是完全压抑性的，是不可选择的。福柯明确地认为，权力充斥在社会每个角落，每一种关系之中，充斥在任意的相关物之中，局部的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将宏大的主导性权力构型冲毁了。
与福柯的观点相比，哈贝马斯试图用他的社会交往理论对社会作出诊断和医治。如我们所知，哈贝马斯通过对理性问题的探讨意识到了现代性危机，而这种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那么如何诊治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后果呢？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交往理性”观点，“我受惠于语言学理论中的启示，分析链，并以分析哲学来解读洪堡。我直觉到相互理解是建立在语言交流上面的。顺着这条道，才能理解交往合理性的概念，它同样也是阿多诺为数不多的有关纯洁生活论断的基础。”[2]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给哈贝马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通过语用学研究，在语言的互动过程中主体得以生成，同时这种语言又涉及理解、交往、社会分工与合作。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交往的语境，语言既是语境性的，也是表述性的。更主要的，一个主体从来都是以交往语境中使用语言的另一主体作为参照物、以另多个主体作为参照系，在彼此可能的以及现实的交往互动中，其潜在的语言才成为现实的言语、潜在的行为才成为现实的行为。谈到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他在个体的社会化问题上给了哈贝马斯重要的启发：苍凉的孤独和无羁的自由不能成就个体的自我，个体的社会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确认自己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一个以语言为中介，通过语言的相互渗透促进相互理解，通过在绵延的生活历史中获得主体间性的意义来理解这种本应的自觉生活和历史建构的社会化过程。掌握语言的主体充分地使用着语言媒介，相信只有在语言的交流、理解、沟通、对话中才能够找到自身存在的根据和原由，才能解决工具理性带来的恶果。
哈贝马斯相信，只有交往理性才能治愈生活世界的病症，才能冲破那个工具理性编织成的铁笼。因为在他的交往理性中始终保存了共识、团结、沟通、协调等内容。从这里我们能很明晰地看出哈贝马斯旨在用实践理性（交往理性）来取代先验理性，解决先验层面的不可继续言说的主体问题。哈贝马斯说：“如果说工具理性要求人在生活中遵循某种技术规范的话，交往理性则承认人在生活世界中按照一定的规则，通过语言进行彼此的交流，这样一种理性是语言的理性，说话的理性，人的行为首先是同语言相关，这些交流不是通过强制来实现的，和谐一致也不是被迫的，而是人和人通过语言的反复交流、互动、沟通达成的。”[1] 他还特别指出交往理性应符合三个规则：真实性、规范性、真诚性。在这三个前提下，语言交往才不是虚假的骗局，才符合大家共同遵循的规范，才应有它的严肃性和认真性。
从这种美好前景来看，哈贝马斯的理论是一种解决办法。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假设公共知识领域中存在着一个属于公共的部分，而且，它主要表现在诸如大学这样的公共“机制”之中。哈贝马斯在此强调的是某种知识的普世性，即存在着一种超地域性或阶层性的知识作为理性交往的平台。他是这样希望一个理想的世界公民社会的：“无暴力的共同生活将使个人的自我实现和自主成为可能。这种自主……建筑在团结和正义之上……宽容和互相理解成为人们的思维和行为的根本动机。而宽容，便是在不放弃现代世界在文化、社会和经济方面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寻找合理的生活形式、真正的自主与和平的共处，即在一种共同性中自由地、真诚地活着。”[2]然而正是这一点，遭到了很多眼光敏锐的哲学家的批评。例如，鲁丁格·巴布纳（Rüdiger Bubner）就指出：“理想的对话将是没有先入之见的对话，没有需要相互补充的知识，批评和自我批评相互平衡，没有欺骗和花言巧语的方法，有充足的时间得出问题的结论。情绪和攻击都被排除在外。然而，要是论题都是由纯理性的参与者讨论的话，为什么他们还要在理想的条件下进入对话呢？对话的任务恰恰是在缺乏理性的情况下产生理性。否则，理想的对话就将缺少问题并仅仅成为表演性的练习。”[1]
福柯一眼就看出了这种所谓平等的“交往理性”其实掩盖着权力，因为，首先必须问的是：如果这种“交往理性”存在的话，那它是谁的“交往理性”？换言之，既然哈贝马斯把“交往理论”同时理解为是一种话语交往，那到底是谁拥有这种话语交往中说话的权力呢？或者说，是谁在制定“交往理性”的规范呢？在实际生活中明显的是：不是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还存在着大多数保持（或者说不得不）沉默的人，他们是被剥夺了话语权力的人，如：女人和“下等人”，以及第三世界的人。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所谓的具有世界普遍性色彩的“交往理论”实际上只是少数人的“交往理论”；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所苦心构建的理论逻辑基础上的平等对话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福柯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承认自己在对权力的批判中包含了一种权力，而哈贝马斯则明显地要掩盖这一点，因为他知道权力的揭示对他的“交往理论”意味着一种无可质疑的否定。
在我们看来，就现代社会危机问题的解决而言，福柯的权力理论比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更加现实可行。正如福柯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权力是无所不在的。可惜福柯的权力观破多于立，只是解构并不是建构，但如果把权力观作为一种基础视角来看问题，我们认为是十分可取的。总之，福柯与哈贝马斯的观点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都是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他们之间的争论，更是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说他们是一些相同的问题作了不同的解答，如针对危机，一位致力于从权力来解决问题，而另一位则致力于从交往理想来解决问题。我们虽然比较支持福柯的权力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我们看来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便一无是处，因为我们认同福柯的一句话：“对真理的忠诚和科学方法的严密化，源自学者的激情，也出自他们相互的憎恨、狂热、无休止的讨论，及其竞争的精神。”[2]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上卷） 1981 转引自 章国峰 《关于一个公共世界的"乌托邦"构想》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2]《哈贝马斯访谈录》，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0第一期
[3] 李安东 段怀清 译 《哈贝马斯访谈录-现代性的地平线》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4] 福柯 著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 2003
[5] 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16 转引自 章国峰 《关于一个公共世界的"乌托邦"构想》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6] 陈嘉明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 2001
[7] 杨大春 《身体经验与自我关怀》 载于 《浙江大学学报》 2000第四期
[8] 福柯 著 莫伟民 译 《词与物》 三联书店 2001
[9] 转自 张健宝 《主体·理性》http:/www.studa.com/newpaper/2004-4-25
[10] 哈贝马斯 《道德与美德》 转引自 章国峰 《关于一个公共世界的"乌托邦"构想》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11] Lawrence E. Cahoone ,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An Anthology, Blackwell Publishers,1996
[12] 汪民安 《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外国文学 2003第一期
[13] 余碧平 《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14] 王治河 《福柯》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15] 哈贝马斯 《迟到的革命》 转引自 章国峰 《关于一个公共世界的"乌托邦"构想》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16] Rüdiger Bubner ,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与福柯的观点相比，哈贝马斯试图用他的社会交往理论对社会作出诊断和医治。如我们所知，哈贝马斯通过对理性问题的探讨意识到了现代性危机，而这种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那么如何诊治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后果呢？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交往理性”观点，“我受惠于语言学理论中的启示，分析链，并以分析哲学来解读洪堡。我直觉到相互理解是建立在语言交流上面的。顺着这条道，才能理解交往合理性的概念，它同样也是阿多诺为数不多的有关纯洁生活论断的基础。”[2]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给哈贝马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通过语用学研究，在语言的互动过程中主体得以生成，同时这种语言又涉及理解、交往、社会分工与合作。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交往的语境，语言既是语境性的，也是表述性的。更主要的，一个主体从来都是以交往语境中使用语言的另一主体作为参照物、以另多个主体作为参照系，在彼此可能的以及现实的交往互动中，其潜在的语言才成为现实的言语、潜在的行为才成为现实的行为。谈到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他在个体的社会化问题上给了哈贝马斯重要的启发：苍凉的孤独和无羁的自由不能成就个体的自我，个体的社会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确认自己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一个以语言为中介，通过语言的相互渗透促进相互理解，通过在绵延的生活历史中获得主体间性的意义来理解这种本应的自觉生活和历史建构的社会化过程。掌握语言的主体充分地使用着语言媒介，相信只有在语言的交流、理解、沟通、对话中才能够找到自身存在的根据和原由，才能解决工具理性带来的恶果。
哈贝马斯相信，只有交往理性才能治愈生活世界的病症，才能冲破那个工具理性编织成的铁笼。因为在他的交往理性中始终保存了共识、团结、沟通、协调等内容。从这里我们能很明晰地看出哈贝马斯旨在用实践理性（交往理性）来取代先验理性，解决先验层面的不可继续言说的主体问题。哈贝马斯说：“如果说工具理性要求人在生活中遵循某种技术规范的话，交往理性则承认人在生活世界中按照一定的规则，通过语言进行彼此的交流，这样一种理性是语言的理性，说话的理性，人的行为首先是同语言相关，这些交流不是通过强制来实现的，和谐一致也不是被迫的，而是人和人通过语言的反复交流、互动、沟通达成的。”[1] 他还特别指出交往理性应符合三个规则：真实性、规范性、真诚性。在这三个前提下，语言交往才不是虚假的骗局，才符合大家共同遵循的规范，才应有它的严肃性和认真性。
从这种美好前景来看，哈贝马斯的理论是一种解决办法。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假设公共知识领域中存在着一个属于公共的部分，而且，它主要表现在诸如大学这样的公共“机制”之中。哈贝马斯在此强调的是某种知识的普世性，即存在着一种超地域性或阶层性的知识作为理性交往的平台。他是这样希望一个理想的世界公民社会的：“无暴力的共同生活将使个人的自我实现和自主成为可能。这种自主……建筑在团结和正义之上……宽容和互相理解成为人们的思维和行为的根本动机。而宽容，便是在不放弃现代世界在文化、社会和经济方面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寻找合理的生活形式、真正的自主与和平的共处，即在一种共同性中自由地、真诚地活着。”[2]然而正是这一点，遭到了很多眼光敏锐的哲学家的批评。例如，鲁丁格·巴布纳（Rüdiger Bubner）就指出：“理想的对话将是没有先入之见的对话，没有需要相互补充的知识，批评和自我批评相互平衡，没有欺骗和花言巧语的方法，有充足的时间得出问题的结论。情绪和攻击都被排除在外。然而，要是论题都是由纯理性的参与者讨论的话，为什么他们还要在理想的条件下进入对话呢？对话的任务恰恰是在缺乏理性的情况下产生理性。否则，理想的对话就将缺少问题并仅仅成为表演性的练习。”[1]
福柯一眼就看出了这种所谓平等的“交往理性”其实掩盖着权力，因为，首先必须问的是：如果这种“交往理性”存在的话，那它是谁的“交往理性”？换言之，既然哈贝马斯把“交往理论”同时理解为是一种话语交往，那到底是谁拥有这种话语交往中说话的权力呢？或者说，是谁在制定“交往理性”的规范呢？在实际生活中明显的是：不是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还存在着大多数保持（或者说不得不）沉默的人，他们是被剥夺了话语权力的人，如：女人和“下等人”，以及第三世界的人。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所谓的具有世界普遍性色彩的“交往理论”实际上只是少数人的“交往理论”；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所苦心构建的理论逻辑基础上的平等对话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福柯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承认自己在对权力的批判中包含了一种权力，而哈贝马斯则明显地要掩盖这一点，因为他知道权力的揭示对他的“交往理论”意味着一种无可质疑的否定。
在我们看来，就现代社会危机问题的解决而言，福柯的权力理论比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更加现实可行。正如福柯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权力是无所不在的。可惜福柯的权力观破多于立，只是解构并不是建构，但如果把权力观作为一种基础视角来看问题，我们认为是十分可取的。总之，福柯与哈贝马斯的观点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都是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他们之间的争论，更是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说他们是一些相同的问题作了不同的解答，如针对危机，一位致力于从权力来解决问题，而另一位则致力于从交往理想来解决问题。我们虽然比较支持福柯的权力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我们看来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便一无是处，因为我们认同福柯的一句话：“对真理的忠诚和科学方法的严密化，源自学者的激情，也出自他们相互的憎恨、狂热、无休止的讨论，及其竞争的精神。”[2]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上卷） 1981 转引自 章国峰 《关于一个公共世界的"乌托邦"构想》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2]《哈贝马斯访谈录》，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0第一期
[3] 李安东 段怀清 译 《哈贝马斯访谈录-现代性的地平线》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4] 福柯 著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 2003
[5] 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16 转引自 章国峰 《关于一个公共世界的"乌托邦"构想》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6] 陈嘉明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 2001
[7] 杨大春 《身体经验与自我关怀》 载于 《浙江大学学报》 2000第四期
[8] 福柯 著 莫伟民 译 《词与物》 三联书店 2001
[9] 转自 张健宝 《主体·理性》http:/www.studa.com/newpaper/2004-4-25
[10] 哈贝马斯 《道德与美德》 转引自 章国峰 《关于一个公共世界的"乌托邦"构想》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11] Lawrence E. Cahoone ,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An Anthology, Blackwell Publishers,1996
[12] 汪民安 《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外国文学 2003第一期
[13] 余碧平 《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14] 王治河 《福柯》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15] 哈贝马斯 《迟到的革命》 转引自 章国峰 《关于一个公共世界的"乌托邦"构想》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16] Rüdiger Bubner ,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