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弗洛姆及其“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浅述

一

    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的人道主义者，再没有谁比埃里希·弗洛姆更致力于根据人的病态化存在深入剖析人的存在困境并提出疗救的了。他在《先知对我们今天的意义》这篇文章里再一次阐明了欲带领人类走出异化社会的“埃及”的先知存在的意义。他写道：“先知……他是一位揭示那已被预先决定了的未来的预言者吗？他是一个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或愉快消息的传播者吗？他是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城的女预言者）的一个儿子吗？或者是他的一个神谕，他像阿波罗神谕那样，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尽管实际上他的指示可能是模棱两可的？”

    这篇文章是弗洛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即1970――1980年）对人类的存在困境所作出的反思的一小部分。实际上，他一生都在进行这样的思考和批判，并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亲身投入到对病态化的个体的存在的精神救赎之中。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已经可以郑重地回答：是的，先知就是样。他或不动声色，或声嘶力竭；或义愤填膺，或悲愤无比；或泣血控诉，或冷酷剖析――总之，他以符合他的性格特征，采取他认为是最合适的话语方式和姿态集中地表达了他对人类现实与未来的判断和渴望。先知属于这样的人：他在别人认为是舒适和安逸的地方，看到了奴役和操纵的身影；在别人认为是先进和合理的地方，他看到了压迫和剥削的痕迹。他的一双慧眼，总能穿云破雾，洞悉迷惑了无数人的现实的表象和虚幻。正如柏拉图所言的：“世人都在梦中生活，唯有哲人挣扎着要觉醒过来”。 　

    时代精神在历史中不断地盘旋，也在思想家的思维结构中不停地变换。常人只能通过具体的实践才能感知支配时代的各种精神符号的内涵，而思想家则早已预先捕捉到足以影响人类社会的基本精神形态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各种超人的异化实体和力量。他们敏感的心灵在常人尚未觉察时，便已遭到还未出场的“人造恶魔”的暗伤。在常人仍酐然沉睡时，他们过于清醒的大脑早已洞烛到看似进步合理的时代背后对人的绞杀和否定。思想家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更属于未来。他站在人本结构、人的存在论的山巅，因而视野能超越时代环境的群山阻隔，投向人类未来的远方。思想家不是说梦者，而是破梦者，力图让人类存在的本真状态加以“还原”。苏格拉底是这样，耶酥是这样，佛陀是这样，康德是这样，叔本华是这样，克尔凯郭尔是这样，卡夫卡是这样，雅斯贝尔斯是这样，乔治.奥威尔是这样，弗洛姆本人也是这样。面对由人的本体论结构，由人组成社会而必然带来的存在困境，由人的形形色色的精神冲动呼唤出来的恶魔所异化出来的对人的可听见或不可听见、温柔或野蛮、悄无声息或惨烈异常的肃杀之声，他们都发出了嘶哑的呐喊。

二

    在人类历史上，从犹太教发端而来的犹太――基督教精神与希腊理性主义演化成了今天西方世界的图景。可以说，没有这两大支柱，整个西方世界在今天会成为什么样子将无法想像。犹太――基督教精神以一种“原罪”和“救赎”的宗教界定企图对抗人的本体论存在困境，以拯救由人的本体论存在结构的“离散”所堕落的灵魂。这种形而上的追问即使在今天，仍然能提供某个精神家园，以消弥科技理性的负面作用给人类的生存笼罩上的浓重阴影。这个伟大的民族在历史上多灾多难，在受尽迫害和歧视中背井离乡，流徙于世界各地。然而其民族文化精神中的形而上追索与救世情怀却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了世界的思想家：康德、斯宾诺莎、马克思、柏格森、佛洛伊德、卡夫卡、卢卡奇、波普尔、维特根斯坦、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没有这些犹太人，近现代思想的天空如果说不陷入黑暗，也将黯淡许多。这些犹太思想家身上无一不背负着古老的犹太教中的“救世情结”，以适合自己的话语方式触摸着人的存在和自然、社会本体。他们的思想已深深地渗入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以一种佛洛伊德称之的“无意识”的方式支配着人的思考和行动。而作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创者、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的弗洛姆，则以其深邃的思想和影响，当之无愧地跨入他们的行列。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1900年3月23日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他父母都是犹太人，且都信奉犹太教。这是一个非常正统的犹太人家庭，浓浓的宗教气息弥漫在弗洛姆天真烂熳的童年中。可以说，弗洛姆开始所接受的最完整的教育便是《旧约全书》的一系列故事。在他的那些可以说令人难忘的孩童时光里，书里讲的世界和平、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合谐相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逐渐形成了支配他一生的 “救世”情结。这是一个中世纪的世界，一个与资本主义的现实格格不入的世界。一个孤独的孩子在父亲因经商而在宗教面前的羞愧中领悟到：只为赚钱而活的人生是残缺的。这种宗教观念是中世纪精神的一种残存，以它来评判当时早已在高歌猛进中改变了世界图景的资本主义，得出的结论在价值上必然是否定的。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要仔细观察一个人“在成年才冒出的恶习和德行”，必须“追溯他的过去，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可以说，人的一切始于他躺在摇篮的襁褓之时。”按照最为弗洛姆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精神分析的说法：一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人格结构都可以从他的童年、少年，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找到原因；决定一个人一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命运的要素往往就隐藏在他成长过程的事件里，这些事件的抽象形式，或者说其中所折射出的精神已内化入他的无意识结构中，并对他进行支配。他之所以对马克思的学说和精神分析产生兴趣并保持终身，正是源起于他小时所经历的一些事件以及所置身的环境。　　

    即使是在弗洛姆已风烛残年的岁月里，他也难以忘记那些在小时读过的预言家如以赛亚、阿摩司、何西阿的著作。这些著作他一生都在阅读。正是这些先知关于各族人民“将把剑铸为犁头，把矛铸成枝钩刀，而不再大动干戈，相互残杀，更不会发动任何战争”以及“大地到处都充满了上帝的智慧，就像大海装满了圣水一样”的友好相处的美好图景的描绘深深地打动了他，一次一次地在他的心口呢喃。对于一个十二三岁、孤独敏感的孩子来说，再也没有比憧憬这样的美好未来更为令人激动的了。这些憧憬、想像一次次弥漫在他孤枕难眠的黑暗之中。而作为一个在基督教的环境中长大的犹太人的儿子，他耳闻目睹了一些小规模的反犹事件。他发现：宗派、种族、派系的划分产生了陌生、隔阂，甚至仇恨。这使他极端厌恶。他发现，恼人的孤独感的发生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敌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人若久困于孤独，则无异于陷身地狱之中。因此，他渴望推倒这种宗派小集团的“墙”，渴望一种普遍和平及兄弟般的情谊。这两点，就是他对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产生兴趣的直接原因。后来当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立刻便被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论述和描绘所吸引。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便是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的逻辑延伸，建基于具有普遍合理性的人道主义。到时候，人不仅将终结统治的功能所铸下的社会罪恶，而且将终结异化状态，获得解放，在符合人的存在尊严的意义上开始“真正的人的历史”。这是一个比宗教先知们所描述的大同世界更为可信的世界，因为它诉诸于理性，诉诸于扎扎实实的社会分析和批判，而不仅仅依靠愿望和空想，尽管实际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