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妮等精神分析学家更为深刻的是：他由人的社会行为出发上溯到人的无意识结构，而又从人的心理上溯到构成人的心理的根本――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然后再由此出发，对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现象等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既使得他的思想超越了特定时代的社会表层的嵌制，又具有了个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所未具有的那种对社会的批判维度，还抓住了人的“存在”产生的心理所演绎出的一系列社会表象行为这根线；在此基础上，以人性为逻辑基点，使他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有力的理论武器，广泛地运用于对病态社会的批判。促使他重视人的存在本体论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的质疑。他发现，恋母情结并无性的联系，孩子依恋母亲实际上是企图返回母亲的子宫，这是一种人类渴求返回他所曾经置身的给了他原始的安全感的地方的情结。而这种情结的根源便是人类存在的本休论结构所揭示出的人类自身理性与非理性、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恋母情结实际上是人类“逃避自由”的第一步：孩子剪断与母亲联系的脐带后便被抛入这个陌生危险的世界，这个世界给他造成的恐惧促使他无意识地要重新与母亲连结为一体，寻求庇护，以获得安全感。在这里，依恋母亲实际上是想重新返回那个消除了他的一切恐惧的天堂。这和消弥自我个性与群体、国家、宗教、权威、观念体系认同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与外在的对象处于一种精神上的共生结构中。这样的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与国家、意识形态、市场法则等等社会控制力量相结合，构成了一张捕捉无数惊惶失措的个体的天罗地网，使个体在取得它们的属性而产生的虚幻的安全感和相与感中被轻而易举地奴役、操纵和利用。然而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物其“自我”仍然存在，尽管已被驱逐进无意识结构中，但它仍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而对人进行支配。这样，“我”与“非我”便在意识、无意识结构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刀光剑影，极大地破坏了人的理性结构，导致人精神撕裂甚至精神崩溃。无数个神经病就是这样产生，整个社会的非理性疯狂甚至法西斯主义也是这样产生。循着“人”的社会――心理――存在本体结构这条线，弗洛姆跳出了精神分析的治疗功能与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所划定的框框，以一种人学的立场开创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并在对社会的批判中运用娴熟，得心应手。从来没有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能像他那样洞悉人的秘密，也从未有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像他那样洞穿了那个造成了普遍的异化的病态社会的五脏六腑。

四
    作为20世纪一个举足轻重的思想家，弗洛姆以他的一系列批判引人注目。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无情批判”的精神贯穿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在作品中则时时地体现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冲动；而作为一个具有古老的犹太教的“救世情怀”的人，他更是热衷于为人的存在困境指出一条路，尽管这条路在20世纪通向的只能是乌托邦。这一切都使得他在目睹人的异化的惨裂、社会的病入膏肓而愤懑难忍、痛心疾首之余首先将目光投向了人，他的人学便是他的全部理论存在的逻辑支点。任何一种批判都意味着对现存的否定并企图确立另一种理论所指涉的存在，因此，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都必须作出价值判断，而这个价值判断的发出者显然只能是人本身，更准确地说是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人是任何批判的“阿基米德点”，离开了这一支点和标准任何理论在道义上都将轰然倒地。然而由于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都具有社会属性并按社会的指令进行编码，因此它们常常被社会控制者或特定社会利益集团所曲解并加以利用。漂亮的话谁都会说，而任何一个政治利益集团都是说漂亮话的高手，任何一种美好的口号都会在他们的唾沫四溅中走向它所允许的反面。因此重要的是诉诸于对人性、人的需要本身的分析，而非任何一种为社会利益集团所挥舞的意识形态对人的这些属性的界定。对人性与人的需要的揭示，便构成了弗洛姆批判的起点和前提。
    在弗洛姆看来，人性既非一成不变，但也不是一张可任意涂抹的白纸。人性的进化极其缓慢，并不依时代环境而迅速改变。勿宁说，时代所赋予人的只是人的存在的形式，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等。人具有时代的属性，然而这并不触及生命本体，也即不触及人性，否则，他完全成了特定社会属性的附属物，物化为表现这些社会属性的工具，使这些社会属性通过人这一工具而“自我折射”，这正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所强烈反对的。然而尽管如此，人性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抽象实体而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它总要表现（不管是正常的表现还是病态的表现），而通过它的表现可以洞悉它。因此，弗洛姆并不希翼给人性以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界定通过概念进行演绎，他更大的兴趣是通过观察人在各种特殊的个人、社会的环境中的反应推论出人性，特别是在病态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人的病态行为来进行反证。在这种情境中，人的哪怕是他没有意识到的细小的动作和反应都有可能暴露出他内心的秘密，即在人性支配下的各种动机、意识的流露。这反映了他的需要或厌恶。人能适应任何他的人性需要所拒斥的社会环境，然而这是以降低人的生命潜能、使他遭受生命的挫折为代价的，这种生命的受挫通过或明显或不明显的神经症表现出来。因此弗洛姆给人性的一些表现作出了说明：“力求活得精神健康、幸福、快乐、有活力是人的天性，只要他不是天生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白痴”。而这些人性的内容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便表现为一系列的需要，这些需要既是人性的生活化，又紧紧地依附人的存在的本休论结构并受其支配。因此，探究人性可以转化为对人的真正的需要进行探寻。
    在1955年出版的《健全的社会》里，弗洛姆指出：“人学的任务便是对可以称之为‘人性’的东西作出正确的描述。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实际上只是人性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而且常常是病态的表现形式”。通过现实生活而表现出来的“人性”制造出太多的假象，这些假象只有放在精神分析的法眼下才能露出原形。这时，一种建立在人本结构基础上的对人的真正需要的界定便显得非常必需。弗洛姆由此提出了人的五种需要：联系的需要、超越的需要、寻根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定向的需要。心理学家们似乎很热衷为人们提供一幅人类的需要的阶梯图景。与此遥相呼应，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也提出了人的五种需要，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两相比较，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两者都洞穿了支配 “人”这架“机器”运转的需要的秘密。然而马斯洛侧重于从人的生理――心理结构上进行探究描述，而弗洛姆则从人的心理――本体结构上进行探秘寻幽。这更接近于一种人学的立场和更能看穿人的存在本体论结构所预示的人的命运。
    从人在动物世界所处于的位置上讲，他位于本能丧失最大的网状节点的顶端。从自然家园里走出意味着他与自然已丧失了一种原始的本能的联系。人成了一种社会性存在的生物，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因此他必须通过社会与他人重新寻找一种新的联系，否则他将湮灭于这个陌生恐怖的世界之中。这种联系可以通过与各超人的异化实体和力量处于一种共生结构中来获得，也可以通过在保持自我独立的基础上以爱和创造性的工作与外界融为一体来获得。前者将导致一种精神上的操纵和受操纵、人格上的主宰和屈服、精神肉体上的虐待和受虐待；而后者则能真正发挥人的创造性，促进人的生命力的成长，使人获得幸福。如果说联系的需要植根于人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无依无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