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那么，同样也存在着尘世史与“另一个时段”之间的断裂。就基督教信仰来说，每个人的这个“另一时段”就开始于他的的复活与尘世史的终结的交叉点上。 

　　基督教通过复活和审判这两个连带环节来安排人类的另一时段与另一种生活。如果说人类的尘世生活与尘世史是开始于人类自己的意志事件，那么，终结人类的这种生活和历史而开始他的另一种前程，则不是人自己的意志事件，而是上帝的意志事件。复活是针对每个人的灵与肉的新生，而审判则既是针对每个人的前程的判定，也是对整个人类尘世生活与尘世史的终结。但是，它们何时来临？也就是说，睡去了的人何时被重新唤醒？对作恶多端却终身享尽人间福乐者的罪责何时加以追究？同样，对处处行仁积善却一生频遭不幸者的善报何时得以追补？这些都不是人自己所能回答的问题，因为复活和审判完全操之在“他”，而不在“我”。对于这两件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关联事件，每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守望。 

　　实际上，原罪说本身必定要导向救赎的希望，导向一种出路。因为尘世生活及其历史作为对人类的一种惩罚，如果它没有出路，没有新的希望，那么，它对于人来说，就完全是一种封闭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可怕生活，而对于上帝来说，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安排。因为惩罚并不是放弃，恰是仍寄予某种希望。这就是悔改。也就是说，惩罚并不仅仅是所施予的惩罚，惩罚本身还意味着给予悔改的机会，给予出路的希望。而基督教通过复活观念和正义王国临近了的福音进一步强化了人类悔改的希望，更明确、更切近地把这个尘世生活的出路，也即不同于这个尘世生活的另一种生活摆到人们的面前，既显明了尘世史与“新时段”的断裂，也拉近了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段之间的距离。 

　　比较地说，基督教的福音说，特别是其复活说，以最明确、最决然的态度确定了这个尘世世界及其历史终结的方式，同时也以最直接、最实证的方式表明每个人类个体的“另一种生活”的真实性与绝对性。 

　　对于个人来说，这意味着为每个人打开了一个绝对的未来，一种绝对的可能性生活，即与每个人之全部尘世行为密切相关的未来生活。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未来生活在这一点上是绝对的：上帝会应许给每个人根据其行为而应得的前程（这绝不是说，人的行动决定了上帝会给予什么样的应许；对于人的行动的评判以及给予什么样的相应前程，这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和恩典。人所能决定的仅仅是：由于上帝是至高至善的，所以上帝一定喜爱一切善行，而厌恶一切恶事，因此，人们必须确信，上帝给予行善者的前程一定会好于给予作恶者的前程；而不能指望以我们自己的行动来决定、影响上帝的意志。）一个人即使他在尘世的一切机会都已错过，一切可能性都已关闭，因而他在尘世的一切希望都已渺如烟海，但是，他仍有一个绝对的机会，仍能打开一个绝对的希望，因而仍有一个绝对的未来——这就是复活与全新的前程。当人们把这个由基督教福音说打开的绝对希望当作理解和设置自己的一切尘世希望的参照尺度时，他们也就获得了理解今生今世之生活的一个更深远、更广阔的视野。这个视野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打开了一个足以使人们从一切尘世希望中退身出来的自由空间，从而使人们得以从一切尘世执著中摆脱出来。这种退身和摆脱并不是放弃或拒绝，而是一种解放。所以，它并不是导向对尘世生活本身的否定，而是导向对尘世生活被作为唯一中心的否定。在绝对希望这一视野下，人们将发现，尘世生活并不是生活的唯一焦点，也不应成为唯一焦点。因此，不管一个人在尘世生活里是多么卑微和不幸，以至他一生除了遭遇失败、不公外，别无他物，他也无需绝望，也不应绝望。因为他虽然没有尘世的成功与荣耀，但他能够有别处的成功与荣耀。同样，不管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获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功和崇高的荣耀，他也不能忘记，也不应忘记，这一切并不是他的生活的全部或唯一。因为他还生活在别处，还有比他的这一切荣耀更高的荣耀，还有比他的这一切成功更重要的前程。 

　　而从人类整体来说，基督教的福音说从根本上表明，我们不仅生活在历史当中，而且是生活在有终结、有目的、有最后出路的历史当中。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是有方向、有目的、有终结的历史，这就是朝向悔改而走向与上帝的和解。实际上，这也就是人类自我提升而朝向至善的方向。不过，这种有终结、有目的、有出路的历史并不是一种可以用概念加以演绎、因而具有抹去一切个人意志自由的必然性的历史，相反，这种历史总是与个人的自由意志相关。如果说我们的尘世史开始于人类的自由意志的事件，那么它的终结以及每个人在这个终结处所会有的出路也与每个人的意志事件相关。因为虽然尘世史的终结和每个人将得的相应前程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意志决断，但是，每个人又都是也必定是在自己的自由决断中为此终结作准备，在自己的自由决断中迎候自己的前程。复活使所有个体之人都将站在历史的终结点上领受被判定的前程。也就是说，历史的终结与其后的别样生活绝对不是只与未来人相关，而与历史中的人无关。任何时代的人们不仅是作为类存在者，而且也是作为个体存在者，存在于历史的终结点上。因此，每个人之今生今世的生活及其意义都与历史的终结和此后的别样生活直接相关，而无人能够代理他人在历史的终结点上的身份，因而也无人能够为历史中的他人设置生活的意义和目标。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人类是生活于一个有终结、有出路的历史当中，另一方面，历史中的任何个人和任何共同体都没有任何理由声称因自己掌握了有关历史的未来和出路的真理而有权要求为历史中的个人设置生活意义和生活目标，从而牺牲历史中的个人的自由。 

　　基督教复活信念的确立，实际上给出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历史图景，以安置人生的意义和希望。这从根本上促使了历史进入了世界图景的中心位置，从而使历史成为人们理解自身及其与他者的关系的维度，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历史原则”的确立。历史原则的确立在在根本上意味着人们对自身的历史性存在的觉悟。不过，从作为宗教信仰借以安置人生意义与希望的历史图景到历史原则在思想领域的确立，并非仅仅靠信仰的实践就能完成得了的。它同样是由信仰实践与哲学反思的沟通来完成的。对信仰确立的历史图景的反思，使人自身（理性）的历史性存在得到了自觉，从而确立起自我理解的历史原则。 

　　上面我们讨论了哲学的反思活动在与基督教的信仰实践的相遇、会通的历程中开显出来的基本原则。哲学的反思活动所开显出来的原则也就是理性自身的原则。而由于这些原则是在理解基督教信仰的反思活动中被开展出来的，所以，我们这里把它们看作基督教的内在原则，也就是内在于理性因而符合理性的原则。这里要指出的是，基督教绝非只有上面所讨论的那些内在原则，或者说，哲学只能从基督教信仰中理解、开显出那些原则。对于哲学来说，基督教永远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理解的信仰系统，就如哲学本身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自由体系一样。我们这里之所以特别讨论上面的三大原则，只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它们在哲学中的确立对于塑造哲学本身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正是这三大原则的确立使哲学走上了维护历史中的绝对原则、维护历史中的人的绝对自由、从而维护历史中的人的绝对权利、绝对尊严与绝对责任的神圣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信仰的理性（思想）化，同时也就意味着哲学的神圣化。因此，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的相遇，不管是对基督教来说，还是对于哲学本身来说，都是一件重大事件。从早期教父哲学到整个中世纪基督教哲学，都可以被看作是这个重大事件的展开。 

　[1] 关于犹太民族创立一神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