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仔细分辨思想
家们采用隐秘方式的缘由，看看启蒙到底存在哪些危险。

使用修辞和隐喻的理由，除了出于前述隐秘风格与思想本身内容的关联（赫
拉克利特、海德格尔和《圣经》）之外，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避免受迫害。这


的确是原因之一，柏拉图风格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源于苏格拉底之死。但我们同样
有理由相信思想家们对真理的信念和道德勇气使他们不受这种一般性恐惧的影响，
他们对真理的隐秘必定有更重要的原因，正如柏拉图从苏格拉底之死中得出的绝
不仅仅是政治社会对哲学的危害。人们想到的第二个回答是这是作者的个体心性
所导致的风格，思想沿着适于他心性的方向从个体口中流溢出来，作者可能天生
喜欢隐喻风格，可能天生爱将思想保持在一种秘密的光辉之中。这一回答的不足
在于无法解释那些非个性和套路化的修辞方法在众多古典著作中的出现。第三个
回答更带有文学性，可以卡内蒂的话来概括：“在文学中留下许多未说出的事物
是重要的。这样才有可能辨别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作家所知道的多于他所说的，这
样他的沉默就不是阴郁而是智慧的标志了。”（《钟的秘密心脏》）然而一个爱
智者真正重视的是真理本身的显现，而非自身高明的显现，没有理由认为那些伟
大思想家这样做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智慧，思想的彻底和明晰性的要求不允许他
们把自身的智慧凌驾于真理本身之上。因此，我们还必须从从真理的特性、社会
的基础和人性的倾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考虑为什么要隐秘。

为什么会有（批判性）真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看清真理的本性。

一个社会的基础是一套基本同质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经过长期选择
和修补的结果，因此它对于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维系社会的相关性有可验证的
效力。

问题在于，这种价值体系同时也可能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亦即实际上是在选
择的线性时间的不可回复性中锁定的劣等均衡。这样，传统的不完备性使得怀疑
成为必要，那些不具备自我怀疑和修正能力的传统都已被或将被历史淘汰，因而
存活下来的传统本身就包含着其中个体的怀疑能力。另一方面，人的形而上学天
性促使人努力要弄清楚他自身的存在，它无时无刻不在质问事物和世界秩序的合
理性，质问我们接受的传统信念的正当性。真理源于个体逃离洞穴的愿望，它以
寻极究底、不屈不挠的彻底性为其特征，象普罗米修斯那样无视天上的诸神和人
间的偶像，哪怕它的结论直接威胁到人类生活的基础。

这样，真理的特性在于它关涉社会的基础，它的逻辑彻底性导致它经常能说
服人，从而获得一种百压不屈的传播力量，这种传播就有可能对社会赖以维系的
信念根基构成危害，恰如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思想的反应所显示的那样，应该把
苏格拉底之死看成是雅典的自卫。这种政治和哲学真理之间深刻的紧张不能采用
一种一边倒的方式作出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关涉到人类生活的内在秘密和悲剧
性特征。社会的基础，在于不能被深究的意见和信念之中。这些意见和信念构成
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构成人与人行为预期的形成要素，个体正是在这种预期体
系中才获得他的安全和生活的可能性空间。个体固然有探究真理的天赋的自由，
但他作为公民同样要因受益于制度和传统而承担起对制度的责任，这正是苏格拉
底之死的真正意谓。

从更细节的层次看，思想必定是“还在路上”，并且理性有它天然的界限
（知识论上的），人类生活自身的丰富性不能完全被理性和逻辑化，因此思想必
定不能失去对自身的反省和限制，但是它的传播和社会化过程恰恰就是思想失去
反思性的过程。这种丧失反思品格的思想容易堕落为一种失去具体语境的抽象原
则，并且容易忘掉自身的不完备性，因而其无限制的传布会对社会及此种思想本
身产生非常大的危害。由于真实的思想会对作为社会基础的价值体系提出质疑，
而且它的否定的部分也确实有非常大的真理成分，因此在逻辑上说它动摇了社会
的存在基础。而如果这种思想碰到那些生来就不太会反思的激情者，逻辑上的可
能性就会变成现实性。但基本上所有的思想在其否定部分的有效性都不能变成其
肯定部分的有效性，因此在动摇社会基础之后怎样重建一个新世界的基础就非常


困难。这就是迈蒙尼德所说的，有些人生来就不适合听到完全的真理，他们会被
真理所误导，导向谬误和混乱。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出于对真理的热爱
而是出于一种利用的目的向社会传布思想，被他们传布的思想一般与原思想毫无
关系，但不能否认思想本身也应对此负责。

因此，一种思想在表述自身时要注意克制，克制自身的极端化倾向，努力地
使表述更温和和审慎，把自身的锋芒藏到只有少数人能觉察的地方，以避免它被
某些人误解和利用。同时，在关系到对社会基础的质疑时，不仅要永远保持对这
种基础的同情的理解，更重要地是在表述中尽量避免正面直接说出此种否定。为
此在著作中要使用种种方法，如修辞、隐喻、类比和最重要的对话式方法（柏拉
图的辩证法正是为了避免使思想变成一种说教和灌输的单向运动，避免读者失去
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并不是害怕社会的迫害，更不是自私，而恰恰是担心自己
的发现会给社会造成危害，是预先防范真理的负面效应。这一点在风险性极高
（一项学说有可能破坏整个社会的均衡）的现代社会中应成为每一位学者的基本
责任。

真理的负面效应还表现在，一些真理，尤其是关于人性真相的思想，如果不
加克制地表述出来，会使那些无力承受的人绝望，因为即使是思想者自己也未必
有承受的力量。无论如何，我们思想的目的不是使更多的人绝望，哪怕我们自己
早已绝望。这个世界上有力量达到信仰的人少之又少，而只有信仰能救人于绝望，
所以在这个神蚀的世界，要永远克制思想的过于黑暗的发展。现代思想中有一极
基本上是在重复《传道书》中的话，但它却并没有《传道书》解决虚无问题的上
帝出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承受真理造成的绝望的力量。因此，思想在表述这
一部分真理时也要注意隐秘。

此外，隐秘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即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

传奇中所揭示出来的人性的实情。甚至在上帝重返世界之时，人类也仍然是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是强有力的（在精神上），他们勇于思想，勇于成为自由
人；另一部分则相对要柔弱，他们没有太多的力量思考，也无力承受太多的自由。
由于自由也是一种重担，思想也是一种苦役，因此上帝在造人时就天然地把思考
的任务交给了前者。如果你告诉后者他们可以自由思想了，他们会惊恐地放弃这
种自由并将这些自由归还给你。自由将使他们不会幸福。也许我们可以将他们的
生活称为“伪生活”，甚至傲慢地宣称他们的理想是“猪栏的理想”

，但在上帝眼里这也是真正生活的一种，因为他们天性如此，他们也是上帝
的造物。思想应该是为大多数人的幸福着想的，而他们正是大多数，他们不希望
有人给他们完全的自由和赤裸裸的真理。因此，在争取到政治经济自由和日常生
活的自由之后，他们不需要另外的自由。在此时，如果我们过分直率地将他们的
不自由境况告诉他们或天真地想让他们自由，他们会失去旧有的幸福和欢乐。我
们必须对他们保守某些东西，就象宗教大法官保守了天主教一直是按撒旦的原则
行事的秘密。这并非可以让我们感到优越的事实，而恰恰是让我们悲哀的事实，
因为我们不得不在某些时候向谎言妥协，不得不残酷地看到人类社会达到乌托邦
境界（所有人都完全自由）的不可能性，不得不承受我们自身的虚伪和隐瞒的罪
过，虽然是为了不伤害更多的人而犯下的罪过。

正如列奥。斯特劳斯所言，政治和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说需要一些不可追究
其合理性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