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与启蒙——论真理的语言形式(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则，以维系其公民的忠诚和热情，维系他们的相互关系，维系他们
对自身幸福的理解；而思想，在本质上出于一种逃出洞穴的需要，是要弄清楚我
们自身存在的努力，它无时无刻不在质问事物的合理性，质问我们自己的幸福观
念，它试图在我们身上建立一个城邦以抵抗肉体的朽坏。因此，对世界负责的思
想者在思想的同时也必然会尽量隐藏思想的面目，避免人们在看到它时变成石头。
启蒙现代性与回到隐秘如前所述，哲学与政治，或求真意志与社会责任的紧
张在思想者那里表现为，对于这一社会的传统及政权的合法性，我必须保持必要
的敬意和同情的理解；另一方面，我又不能放弃批判地审视它的眼光。二者的均
衡在康德看来，意味着作为政治社会（国家）的一名公民，我必须服从法律和道
德，并支持这个政权的统治（只要它不是公然践踏自然法的）；而作为人类社会
（理性）的一员，我又必须在理性的公开运用中质疑法律、道德和政权的合理性
（《何谓启蒙》）。康德试图以这种双重性来推进理性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力
（启蒙），同时平衡理性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对启蒙的限制）。然而，事情在
这两个方面的复杂性可能都超出了康德的想象。
我个人将现代社会划分为四个层面：个体空间，契约空间，公共空间和国家。
在个体空间中，个人遵循其心性伦理和美学法则的指引，以维护其私人领域
的独立和尊严；在契约空间（包括家庭）中，交易双方受到市民法典（民法和商
法）、互定契约和交易习惯（包括家庭道德）的制约；在公共生活（社团、政党、
论坛和学院讲坛等）中，个体受到公共道德、社团或学术规范及自身良知的限制
；在国家中，人的行为受公法的调整。那么，私用理性的运用实质是在国家和契
约空间中发生的，公用理性则在公共生活中得到发挥。但这只涵盖了四度空间中
的三度，还有个体空间未受涵盖。因此，在这里还有一个个体以什么作为自身心
性伦理和在体特性的问题。而福柯的启蒙恰恰是针对这一领域的，也是他超越
康德之处。古典自由主义在康德那里得到的理性主义解释及其在英美学者那
里获得的经验主义辩护力量的确极为强大，使“在传统的边际进行创新”似乎已
成为常识，但它有意无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亦即个体的自由的实质而非形式
要件是个体不受他人支配的独立判断力和生存方式的独特性。古典自由主义的自
由最多只是日常生活和政治的自由，而不是精神和生存论意义上的自由。这一点
柏林在《自由四论》已讲得非常清楚。而对于精神自由而言，一个公正自由的政
治制度并非充要条件。因此，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关于异化的部分至今仍未失去
时效性。一个民主社会中，人可能异化为毫无独立判断力而受制于大众趣味和某
些专家意见的存在，那些千篇一律的美学法则将造出一大批伪个性主义（没有反
思和内在稳定性的贪新鹜奇）和伪生活；而一些特殊共同体也将被同化而失去自
身的文化特质（这一问题即是“承认的政治”问题，本文将不涉及）。
基拉尔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指出了这种异化社会中人的存在状
况，个体的自我认同从依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传统向依附于一个受制于意象形态
（昆德拉《不朽》）的大众和他人转化。社会在依次经历统一的风俗装束、宗教
颁布的道袍装束和国家定制的制服装束后，将由不断变幻的时装（意象形态）设
计师设计的时尚装束统辖每个个体的生存，而个体却还以为这件时装体现了他自
身的曲线i.在对虚荣的现象学- 历史分析中，个体对自身个性的幻觉全面崩溃。
而个体的自我认同从自由的本意来讲必须是自身思考的产物，是一种自我斗
争和自我辩驳的结果。而信仰，就是此种自由的最高体现。真实的信仰，按克尔
凯戈尔所言是一种“无限弃绝”，是个体之不可能的可能性，也是超出虚荣机制
的唯一路径。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倘若没有高于个体的价值，就不会有个性
；倘若它仅仅是高于个体的价值之手段，也不会有个性。”（《箴言》）
因此，启蒙在现代性语境中至少有如下四种含义：对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
日常生活自由的争取（古典自由主义）；对法律和社会价值体系的质疑（理性主
义）；对个体面临的“阱架”制约的越界（马克思式的社会整体层面上的越界和
福柯式的个体生存方式层面上的越界）；认清自身的虚荣本质和对虚荣的超越
（信仰）。这种多重歧义显然不是用康德“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就能说清
的。
那么，在对启蒙的限制上，康德的方法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启蒙哲人关心的
不再是在自己身上建立一个城邦，而是要在人类社会建立一个理想城邦，让他们
在现存秩序中变得驯顺显然是不现实的、诉诸应然性的空想。不是有那么多哲人
亲自拿起枪反对现存秩序吗？密尔《论自由》寄望在自由民主制度中以思想与思
想之间的辩驳来制衡一种思想可能具有的负面效应，但时至今日恐怕也是事与愿
违，不仅在思想界从未建立起一种较为稳妥的秩序，反而导致相对主义的横行及
其对人类生活的戕害。启蒙的最终成就是思想和现实的相互残杀：现实被观念的
独断送进极权的地狱，或被观念的相对主义送进绝望的深渊；而思想被现实的需
要简化和歪曲，或被现实的功利性所唾弃。
启蒙话语在近现代的不断推进使得隐秘传统被中断，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
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福柯主义还是基拉尔主义，它们都倾向于将世界和人性
的基底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清晰性揭示出来。即便在康德那里出现了对启蒙的限制
也并未使事情产生任何改观，因为康德的公用理性的表达也未运用任何隐微之术。
甚至那些认识到隐秘传统存在的人，在他们的论著中也不得不用启蒙语式将
隐秘传统揭示出来（如列奥。施特劳斯），而本文的言说虽旨在呼吁回到隐秘，
却也采用了启蒙语式。隐秘传统的中断加剧了现代社会的风险，知识分子对于其
言论自由可能造成的危害毫无知觉（这一点在汉语思想学术界中尤为明显）。也
许有必要在此重温列奥- 斯特劳斯的训戒：永远不会也不应该有哲学家的言论自
由。
尘世生活的最高目标，在我的理解中，是自由而平安。自由意味着不受强制，
包括各种不正当的权力支配关系（如意识形态、意象形态和各种知识话语）的强
制；而平安意味着对现存秩序的珍视，以及在这种秩序所给出的私人空间中的坦
诚和安宁。
启蒙虽然揭示了各种权力支配关系的存在，但它本身作为一种知识话语构成
了对人的强制，它也可能会与权力形成新的同盟关系；并且，它对秩序的挑战威
胁到人的平安，把人置入一种危险的自由之中。危险对人当然永远有诱惑力，因
为它迎合了一部分人冒险的天性，但为了满足自身冒险的欲望就把整个社会和他
人推到危险和混乱之中未免过于自私。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在高山之巅和冰雪
之间生活”。隐秘传统作为一种真理言说方式，它是哲学家身体上的城邦与现实
的城邦之间订立的契约，有效地保证了人类的自由和平安。
市场意象形态对人的任性的鼓励，在今天蔓延到学术与思想之中，回到隐秘
传统看来纯属我个人的一厢情愿，何况语言功底的普遍退化使学者们已无力采用
隐微术。但我仍然抱有希望，对于思想者责任心和尘世生活前景的希望。隐秘继
续说着一种边缘和孤立的语言，它虽然微弱，但却象黑暗一样守护着事物内部，
抵制着启蒙之光的侵袭，而言说者也得以在此抽身而去：“向所有人隐藏自身，
为了让某个人找到。”
一行2000年9 月20日于武汉
i 衣装的意义只能在个体身体同他人目光的关系中得到恰当的说明，一种衣
装就表明了一种存在方式，表明了这个个体对自身身体的安置和对他人目光的理
解。这个他人可以是单独的个体（如情人），也可以是一个小圈子（朋友或家庭）、
一个阶层（
对自身幸福的理解；而思想，在本质上出于一种逃出洞穴的需要，是要弄清楚我
们自身存在的努力，它无时无刻不在质问事物的合理性，质问我们自己的幸福观
念，它试图在我们身上建立一个城邦以抵抗肉体的朽坏。因此，对世界负责的思
想者在思想的同时也必然会尽量隐藏思想的面目，避免人们在看到它时变成石头。
启蒙现代性与回到隐秘如前所述，哲学与政治，或求真意志与社会责任的紧
张在思想者那里表现为，对于这一社会的传统及政权的合法性，我必须保持必要
的敬意和同情的理解；另一方面，我又不能放弃批判地审视它的眼光。二者的均
衡在康德看来，意味着作为政治社会（国家）的一名公民，我必须服从法律和道
德，并支持这个政权的统治（只要它不是公然践踏自然法的）；而作为人类社会
（理性）的一员，我又必须在理性的公开运用中质疑法律、道德和政权的合理性
（《何谓启蒙》）。康德试图以这种双重性来推进理性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力
（启蒙），同时平衡理性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对启蒙的限制）。然而，事情在
这两个方面的复杂性可能都超出了康德的想象。
我个人将现代社会划分为四个层面：个体空间，契约空间，公共空间和国家。
在个体空间中，个人遵循其心性伦理和美学法则的指引，以维护其私人领域
的独立和尊严；在契约空间（包括家庭）中，交易双方受到市民法典（民法和商
法）、互定契约和交易习惯（包括家庭道德）的制约；在公共生活（社团、政党、
论坛和学院讲坛等）中，个体受到公共道德、社团或学术规范及自身良知的限制
；在国家中，人的行为受公法的调整。那么，私用理性的运用实质是在国家和契
约空间中发生的，公用理性则在公共生活中得到发挥。但这只涵盖了四度空间中
的三度，还有个体空间未受涵盖。因此，在这里还有一个个体以什么作为自身心
性伦理和在体特性的问题。而福柯的启蒙恰恰是针对这一领域的，也是他超越
康德之处。古典自由主义在康德那里得到的理性主义解释及其在英美学者那
里获得的经验主义辩护力量的确极为强大，使“在传统的边际进行创新”似乎已
成为常识，但它有意无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亦即个体的自由的实质而非形式
要件是个体不受他人支配的独立判断力和生存方式的独特性。古典自由主义的自
由最多只是日常生活和政治的自由，而不是精神和生存论意义上的自由。这一点
柏林在《自由四论》已讲得非常清楚。而对于精神自由而言，一个公正自由的政
治制度并非充要条件。因此，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关于异化的部分至今仍未失去
时效性。一个民主社会中，人可能异化为毫无独立判断力而受制于大众趣味和某
些专家意见的存在，那些千篇一律的美学法则将造出一大批伪个性主义（没有反
思和内在稳定性的贪新鹜奇）和伪生活；而一些特殊共同体也将被同化而失去自
身的文化特质（这一问题即是“承认的政治”问题，本文将不涉及）。
基拉尔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指出了这种异化社会中人的存在状
况，个体的自我认同从依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传统向依附于一个受制于意象形态
（昆德拉《不朽》）的大众和他人转化。社会在依次经历统一的风俗装束、宗教
颁布的道袍装束和国家定制的制服装束后，将由不断变幻的时装（意象形态）设
计师设计的时尚装束统辖每个个体的生存，而个体却还以为这件时装体现了他自
身的曲线i.在对虚荣的现象学- 历史分析中，个体对自身个性的幻觉全面崩溃。
而个体的自我认同从自由的本意来讲必须是自身思考的产物，是一种自我斗
争和自我辩驳的结果。而信仰，就是此种自由的最高体现。真实的信仰，按克尔
凯戈尔所言是一种“无限弃绝”，是个体之不可能的可能性，也是超出虚荣机制
的唯一路径。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倘若没有高于个体的价值，就不会有个性
；倘若它仅仅是高于个体的价值之手段，也不会有个性。”（《箴言》）
因此，启蒙在现代性语境中至少有如下四种含义：对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
日常生活自由的争取（古典自由主义）；对法律和社会价值体系的质疑（理性主
义）；对个体面临的“阱架”制约的越界（马克思式的社会整体层面上的越界和
福柯式的个体生存方式层面上的越界）；认清自身的虚荣本质和对虚荣的超越
（信仰）。这种多重歧义显然不是用康德“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就能说清
的。
那么，在对启蒙的限制上，康德的方法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启蒙哲人关心的
不再是在自己身上建立一个城邦，而是要在人类社会建立一个理想城邦，让他们
在现存秩序中变得驯顺显然是不现实的、诉诸应然性的空想。不是有那么多哲人
亲自拿起枪反对现存秩序吗？密尔《论自由》寄望在自由民主制度中以思想与思
想之间的辩驳来制衡一种思想可能具有的负面效应，但时至今日恐怕也是事与愿
违，不仅在思想界从未建立起一种较为稳妥的秩序，反而导致相对主义的横行及
其对人类生活的戕害。启蒙的最终成就是思想和现实的相互残杀：现实被观念的
独断送进极权的地狱，或被观念的相对主义送进绝望的深渊；而思想被现实的需
要简化和歪曲，或被现实的功利性所唾弃。
启蒙话语在近现代的不断推进使得隐秘传统被中断，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
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福柯主义还是基拉尔主义，它们都倾向于将世界和人性
的基底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清晰性揭示出来。即便在康德那里出现了对启蒙的限制
也并未使事情产生任何改观，因为康德的公用理性的表达也未运用任何隐微之术。
甚至那些认识到隐秘传统存在的人，在他们的论著中也不得不用启蒙语式将
隐秘传统揭示出来（如列奥。施特劳斯），而本文的言说虽旨在呼吁回到隐秘，
却也采用了启蒙语式。隐秘传统的中断加剧了现代社会的风险，知识分子对于其
言论自由可能造成的危害毫无知觉（这一点在汉语思想学术界中尤为明显）。也
许有必要在此重温列奥- 斯特劳斯的训戒：永远不会也不应该有哲学家的言论自
由。
尘世生活的最高目标，在我的理解中，是自由而平安。自由意味着不受强制，
包括各种不正当的权力支配关系（如意识形态、意象形态和各种知识话语）的强
制；而平安意味着对现存秩序的珍视，以及在这种秩序所给出的私人空间中的坦
诚和安宁。
启蒙虽然揭示了各种权力支配关系的存在，但它本身作为一种知识话语构成
了对人的强制，它也可能会与权力形成新的同盟关系；并且，它对秩序的挑战威
胁到人的平安，把人置入一种危险的自由之中。危险对人当然永远有诱惑力，因
为它迎合了一部分人冒险的天性，但为了满足自身冒险的欲望就把整个社会和他
人推到危险和混乱之中未免过于自私。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在高山之巅和冰雪
之间生活”。隐秘传统作为一种真理言说方式，它是哲学家身体上的城邦与现实
的城邦之间订立的契约，有效地保证了人类的自由和平安。
市场意象形态对人的任性的鼓励，在今天蔓延到学术与思想之中，回到隐秘
传统看来纯属我个人的一厢情愿，何况语言功底的普遍退化使学者们已无力采用
隐微术。但我仍然抱有希望，对于思想者责任心和尘世生活前景的希望。隐秘继
续说着一种边缘和孤立的语言，它虽然微弱，但却象黑暗一样守护着事物内部，
抵制着启蒙之光的侵袭，而言说者也得以在此抽身而去：“向所有人隐藏自身，
为了让某个人找到。”
一行2000年9 月20日于武汉
i 衣装的意义只能在个体身体同他人目光的关系中得到恰当的说明，一种衣
装就表明了一种存在方式，表明了这个个体对自身身体的安置和对他人目光的理
解。这个他人可以是单独的个体（如情人），也可以是一个小圈子（朋友或家庭）、
一个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