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郭尔看来，主体性的产生是以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对立冲突为基础的。所以，黑格尔所提出的这种调和有限性与无限性的方法阻碍了自我向内纵深展开的路径，从而阻碍了自我对内在可能性的发掘，阻碍了主体性的发挥，当然，要完全地阐明这一点，还需下文的论述。 

　　　　　　　　生存中的非存在领域 

在克尔恺郭尔看来，有限性与无限性，或者说肉身与想象力的对峙是人的主体性得以产生的基本条件。但只有在具体的生存——克尔恺郭尔将这个词专用于人——过程中，这两维结构包含的冲突才会真正出现，并被意识到。当我仅仅考虑有限性时，此有限性是“我的”有限性，但在生存中，肉身有自己的规律，并不受“我”的支配，相反，我却要服从其规律，这时有限性表现为必然性。同样，当我们仅仅考察无限性，我们可以说它是向内的，超越于有限的，不受制约的。但是在生存中，这种向内的，超越的方面就要面对具体的境遇有所表态，从而表现为可能性，带上了一种“期待”，“希望”的色彩。所以，在生存中对有限性与无限性作动态的考察时，克尔恺郭尔将它们称为必然性与可能性。这一视角的转化将引出非存在(non-being)的问题。 
必然性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是，“必然性它总是与自身相关。”“必然性存在”（The necessary is ），“必然性的本质就是存在” 而可能性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是，“可能性是存在，但它又还是非存在”，“这种还是非存在的存在，就是可能性”。 为此，我们就要考察什么是克尔恺郭尔所说的存在（being）与非存在(non-being)。 
克尔恺郭尔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使用“存在”（being）一词。在黑格尔这里，“存在”就是无对立、无矛盾的同一、大全、普遍联系。这也是自巴门尼德以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西方哲学所归纳出来的世界的本源。世界的本源是思维所能把握的，它遵循必然性的原则，是自足的、自我相关的整体，所以，“存在”与纯思、理性是同一的。更进一步，自笛卡尔指出“我思故我在”后，纯思等同于自我，所以，“存在”也就是自我。归纳起来，传统形而上学中“存在”与理性、自我同一，其特点是：一，确定性，因为“存在”是能被理性把握的存在，是受因果规律支配的；二，连续性，在”存在”中，没有断裂，即，这个因果链条是连续的。克尔恺郭尔以“存在”来归纳必然性的本质，来归纳既定境遇的本质。 
既然必然性是“存在”，可能性是作为非存在(non-being)的“存在”，所以，两者的区别落在非存在（non-being）上。而克尔恺郭尔是通过“焦虑”现象的分析引进“非存在”的。我们很容易发现，以克尔恺郭尔为开端的当代西方哲学正是以非存在，焦虑，不确定性，差异等概念开辟出被传统形而上学遮蔽领域的。 
焦虑发生于天真状态（Innocence）。所谓天真状态，是指无限性正待发挥其扩展作用的直接状态，即一种包含着超越趋势的直接状态。并不是所有的直接状态都有此种趋势，人可以泯灭此种趋势，甘心沉湎于直接状态。克尔恺郭尔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情景来比喻这种天真状态，其实，从克尔恺郭尔的论述可以看出，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刻都可以进入这种天真状态之中，只要在那一刻我们开始有一种对平常性、确定性的苏醒的趋势。 
亚当夏娃在天真状态中直觉到，有一种异样的，但又不可把捉的可能性如幽灵般盘绕在既定的境遇周围。这种可能性产生于想象力，它不是一种确定的东西，它与既定的境遇完全异质，所以是一种“引起惊恐的无”。这就是焦虑产生的第一个原因。但必须指出，焦虑所面对的“非存在”并不是空无，而是针对理性、自我、同一而言的无，是理性、自我、同一的否定词，但否定了理性，自我，同一，并不等于否定其它的质。“非存在”之并非空无、人之感觉到“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居于其中” ，都表现为人与”非存在”展开的对话。在克尔恺郭尔看来，在伊甸园中，上帝、蛇与人之间的对话无非是人在自己内心深处听到的声音。于是，人在伊甸园中听到了一种禁令，他并不明白此种禁令的意义，但却激发起这样一种直觉：“我能够…”，因为禁令总是与能力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种能去做的可能性对人的理性而言仍然是”非存在”，因为人并不知道去做什么，或者说，这种能力之指向是理性不知道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引起焦虑的第二个原因。最后，“吃了必死”引起最深层次的焦虑。由禁令所引了的对‘能够’的无限可能性更加迫进了一步，因为这种可能性指向了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作为其结果的可能性。这种结果就是死。而死是理性、自我完全不能理解的，是彻底的不确定性。 


在克尔恺郭尔对焦虑的描述中，人所面对的始终是一种对理性、对自我而言的陌生的、不确定的东西，是一种不能被必然性吸纳的可能性，即是对理性而言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如果说，“存在”等同于自我，那么，在焦虑状态中，自我却遇到了真正的“非我”，克尔恺郭尔称之为“他者”。有限性不能被无限性扬弃，必然性不是实现了的可能性，这种不可调和性的根源就在于无限性、可能性都属“他者”的领域了。必须指出的是，仅仅提出“非理性”这一名称并不等于发现了一个富含内容的“他者”领域，只有纵深性的想象力才能指向“非存在”，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纵深性想象力独特性的哲学根源。所以，焦虑是与纵深性的想象力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内心深处的挖掘。 
生存就是发生在“存在”与“非存在”，自我与非我，理性与非理性，可能性与必然性的临界线上的“事件”，生存中无处没有必然性与确定性的断裂，无处没有理性、自我的茫然，这是生存的内在特质。生存因此并非是肉身的理所当然的持存，焦虑是生存的一个基本情态。生存的最困难之处就在于此。但焦虑并不仅仅是一种负面的态度。因为在克尔恺郭尔的焦虑概念中，包含着渴念的成份，是同情的反感。 自我与他者因此而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仅仅是恐惧，那么，人只要从这种焦虑中逃离出来就可以了，但焦虑包含了吸引力，所以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就是人所不能摆脱的了，即使人要遮蔽这种关系，不去面对焦虑，但此种关系仍对人发生着影响。但在焦虑中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惧往往胜过了其中的向往，遮蔽焦虑与“非存在”，是人们最常选择的一种生存态度。 
克尔恺郭尔用自由的“晕眩”和由此引起的“堕落”来描述此种状况。在焦虑中，人如临深渊，大地在此断裂，理性无法承载人此刻的生存。这时，如果人向着深渊望去，失去了必然性的支撑，产生了自由的晕眩，瞬时，他就堕落了。这里，堕落并不包含伦理学意义上的贬义，而是对生存状态的一种描述。在堕落中，人想抓住有限的东西以持撑自己，因为有限性的世界是理性可以把握的。他从此故意地选择了有限性，遮蔽他在焦虑中看到的”非存在”；或者，以一种所谓普遍性来取代真正的无限性，以对人类历史的无穷想象取代对真正的他者的想象，以大我的想象取代对他者的想象。总之，堕落是以真正的无限性、可能性为代价来获得生存的确定性。 
在克尔恺郭尔看来，黑格尔是后一种情况的典型，他的主体性概念中“非存在”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黑格尔接受巴门尼德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唯有有，而无则全没有”（有德文为Sein，英译为being，无德文为Nichts，英译为non-being），尽管黑格尔也看到无、否定的作用，但是相对于纯有与肯定而言，无是衍生出来的、相对的。 无最终是与纯有同一的东西。所以，在黑格尔所描述的世界里，没有真正的异质的东西，没有他者。阳光之下并无新事物，存在的只是没有奇迹的确定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的生存也不是一种特殊事件，生存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并不象在克尔恺郭尔那里是一个专门用于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