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张力中获取了自身的价值。通过这样的主体性概念，历史、国家或者其它任何的普遍性、总体性概念都不再能取消个体的、平凡的生存者的主体性地位。这构成了克尔恺郭尔与黑格尔主体性概念的第一个根本区别。 
现在，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主体性的真实性的根据在哪里？对上述人与上帝关系的描述，克尔恺郭尔根据什么可以避免对其“隐晦”、“随意”的指责？其主体性概念真实性的根据是否能为我们指出它与黑格尔主体性概念之区别的另一个方面？ 
在克尔恺郭尔那里，人的主体性概念始终是与lidende（丹麦语，英译为suffering，德译为leidend）联系在一起的。该词通常译为苦难，其原意是“承受”（其英译、德译均有此意）。 那么，苦难与承受之间有什么联系？苦难使人发出天问，所谓天问，无非是指人的理性对当下的处境无法解释而问诸于天，理性发现了自己的尽头，苦难中最为痛苦的因素并不是肉体之痛苦、亲人之离去，而是一切都得不到解释正是在苦难中，理性不得不承认，”非存在”作为一种自我无法解释的力量压迫于它，感到了一种必须承受的压力。这正是苦难与承受的关系，也是lidende一词的最好解释。显然，他者的真实性凭且着自我的承受而得以成立。那么，在克尔恺郭尔的主体性概念中，这种”承受”是否存在呢？ 
焦虑是”承受”的一种表现，而冒犯是另一种表现。关于焦虑，已有前述。而冒犯在克尔恺郭尔那里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克尔恺郭尔对它的分析十分的精细，常常使人产生曲径通幽之感，由于篇幅原因，在此不能展开。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冒犯是自我面对上帝（或者说，面对理性的他者）时的一个最为辩证的因素，冒犯可能会引发两种情况，或是拒上帝，自我因此而陷入最深的绝望，再也不能听到前述自我在激情中所听到对肉身之存在的根本性肯定与应许，生存的价值与尊严从此失去了其最神圣的来源；或是克服冒犯，肉身、理性、”存在”在绝对的他者那里获得绝对的肯定，获得尊严与价值，从而在根本上接受了自己。无论如何，人与上帝相遇，必然会产生冒犯之感，这是理性的本性决定的。理性只有再克服了冒犯之后，向他者服从，才正真完成其使命。如果在没有经历冒犯的情况下理性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激情所听到的“上帝的应许”就是一种幻觉了，正是因为承受了冒犯之“沉重”，上述的激情在获得了其真实性的凭据。克尔恺郭尔一再强调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冒犯的重要性，所以人们并不能指责克尔恺郭尔在描述这种“与上帝的关系”时是随意的，或者说克尔恺郭尔所谓“天开了”的经历虚无缥缈，因为，克尔恺郭尔完全有理由这样辩驳：从焦虑到冒犯，生存中的飞跃是滞重的飞跃，肉身寻获其绝对价值的过程是一种受难的过程，主体性的激情是在焦虑与冒犯的重压下渗出的一道默默的潜流，它并非一种羽化登仙的感觉，大多数的人早在刚刚触极焦虑的时候就放弃了对努力，所以，这种主体性、这种激情对这些人来说始终是隐晦的。 


其实，克尔恺郭尔主体性概念中真正的神秘主义成分在于：主体性的激情中事件的真正发动者，即，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是与自我绝对相区别的他者而非自我，即上帝、他者才是真正的主体。正因如此，我们只能对这一事件有所描述，但无法以理性来解释它。克尔恺郭尔明确指出，“上帝是绝对的主体。”与克尔恺郭尔的主体性概念须臾不能分离的“lidende”，随时提示出人的生存的“承受性”，从而指向着一种真正的施动者，真正的主体。于是我们看到，克尔恺郭尔所谈的人的主体性最终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与黑格尔的主体性构成鲜明的对照。我们知道，黑格尔也提出“绝对精神”才是真正的主体，但是，绝对精神的最终化身就是人（并且是大写之人，大我），——处于历史终结处的人。这个人虽无肉身，却充塞于宇宙天地间，使一切具体的、当下的存在者归于虚无。这样一个主体以理性的名义宣布自身的真实性。但是，如果我们按着克尔恺郭尔的理路来质问这种主体性，我们恰恰看到，这种主体性因为缺乏真正的“承受”，以及由“承受”所指向的“他者”，而使它的真实性宣告变成了一种独断，成为所谓虚无主义的真正根源。这里，问题的症结仍在于，黑格尔的体系是一种自然哲学的体系，是一个确定性的体系，诚如克尔恺郭尔所描述的，黑格尔代表了那个时代志得意满的资产阶级，他们每天从家里走到办公室，一切都在眼皮子底下，从没有想到行走包含着一系列摔倒。克尔恺郭尔正是要改变这种“梦游”式的生存。他的主体性从根本上讲只是面向绝对主体的能力，这是他与黑格尔在主体性概念中的第二个根本区别。 
一言以蔽之，克尔恺郭尔的主体性指的是面向他者（不确定，不可能的可能，凡事都能）而生存，黑格尔的主体性指的是作为大全、大我而生存，前者是一种灵性叙事，而后者是一种宏大叙事。灵性是一个质的概念，表达了肉身与绝对的他者的关系；宏大是量的概念，表达的只是量上的扩张。灵性叙事赋予肉身以超越性的价值，而宏大叙事中，肉身被普遍性消融，灵性也因为失去了与肉身的根本区别而成为自然界的进化物，即通常所谓精神，从而失去了超越性。最终，克尔恺郭尔的主体性是肉身的主体性，是对肉身所代表的当下的不可代替性、唯一性的绝对价值的意识，同时，这种主体性承认上帝才是真正的绝对主体。而黑格尔的主体是无肉身的抽象主体，每一个肉身之人的唯一性，其价值在这里是没有位置的，主体作为绝对理性而存在，它自己上升为上帝，在它面前没有他者。 

结语 

至此，我们看到，对主观精神的真正批评并不是主张回到某种客观精神中去，回到康德之前的时代中去，回到客体的世界中去。从克尔恺郭尔与黑格尔在主体性概念上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直正的批判必须从生存入手，揭示出生存的不确定性、不连续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无限的可能性，从而指出生存中包含着非理性、他性，揭示出”非存在”的领域。这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客体的领域，但却是一个真正他者的领域。其实，传统意义上的客体领域，并不是与主体真正相异的领域，两者的对象关系，决定了它们正如黑格尔所说是“本质上同一”的，相反，从生存契入，通过焦虑、冒犯触及的不确定性、非连续的领域，是人在内心深入感受到的一切冲击的真正来源，它引起的内心的“承受”感，显明了他者的真实性。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主体性概念，表达的是一种灵性生存的激情。这种主体性概念在他者的观照中产生，因此，杜绝了人类中心论以及由此而来的虚无主义，它将来自绝对他者的肯定赋予每一个不可替代的肉身，从而使天空（神圣）与大地（肉身）联系起来，它放弃了宏大叙事取而代之以灵性叙事，平凡但不平庸，细致入微但不流于琐屑。 
另外还需指出，克尔恺郭尔对黑格尔主体性的批判具有范型作用，在他那里，非存在、他者、焦虑这些概念都已出现并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是尚未得到现象学的精心磨砺而已，但也正是在这种看似粗糙的使用中，我们体会到了这些概念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