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这么多篇幅说明B是生存语言，就是为了说明：中A是西B这种言说方式遭遇了生存言说的尴尬。
四 中A是西B遭遇的生存言说的尴尬
中A是西B，中A被理解也就被解释为西B，这种言说方式与A是B在逻辑上根本就是一致的。“道是本质”、“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等等说法，毫无疑问是判断，并在这一判断中把中A解释为西B了。也就是说，在中A是西B这一言说中，真正呈现出来的只能是西B，而不是中A。换一个宾词，中A就可能变成另一个东西。这里的问题是：这种言说方式，能否达到对中A的真正理解？能否把中国的术语解释为可理解的习惯语言即生存语言？能否帮助我们理解中A？
没有，也不能。相反，我认为更糊涂了。西B本来不是我们的生存语言（尤其在西学东渐之初），它如何能帮助理解中A呢？说中A是西B，立马面对如下追问：西B是什么？
如果继续用西方的C来理解西B，那只能使人越来越糊涂，西方的C依然不是我们熟悉的生存语言。如果用中D来理解西B，继而达到对中A的理解，那么，在中D这里，我们获得了习惯语言，获得了生存语言，从而理解了中A。如：“道是什么？”“道是本质。”“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本末之本。”到此，我们通过“本”理解了“道”。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经过西B这一道出口转内销的曲折呢？[19]
肯定有人会这样反驳我，民主、科学、理性、规律、本质等等，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存语言，为什么不能采用中A是西B这种言说方式？的确，从甲午、五四以来，中国人的生存语言、言说方式和生存样态迅速变迁，许多西方语言涌入并在中国形成话语霸权。但事实就是合理的吗？（若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改革？）更要紧的是，我们始终没有弄明白：生存语言的变迁对于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和中国文化意味着什么？甲午五四以来，中国人生存语言和生存样态的迅速变迁，中国方方面面迅速西化，这难道与中A是西B这种日占风头的言说方式没有关系？
如果回顾几千年来的言说方式，大致可以说，从先秦到晚清，中国人的言说方式变化并不明显，中国人的生存样态的变化也并不明显。中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几千年一贯，正与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言说方式之一贯相吻合的。维护一种言说方式，便是维护一种生存样态，反之亦然。毁坏一种言说方式，便是毁坏一种生存样态，反之亦然。（这里尚未涉及对生存样态之优劣的价值裁判。）
因此，我们应该追问：中A是西B这种言说方式意味着什么？我的回答是：这种言说方式，恰恰是以西方看待中国，以他者看待自身的言说方式，导致的是民族自性的丧失，必然是西化（或者变相西化）的言说方式。如此言说，呈现出来的是西B，决定中A的是西B，中国文化因为被西方文化解释而被西化。西化是应该坚决反对的。学习西方不是要变成西方，不能被西方同化。西方不是我们的学习榜样，而是我们的参考对象。我们应该寻找一条既能地容纳（甚至超越）西方文化，又能维护文化本位，[20]使传统日新盛德的方式。这样的方式，我认为是有的。
五 自我观之
我认为，中国同化佛教的“自我观之”的立场和方法以及相应的言说方式，是基于民族文化本位的同化异文化的成功方式，是非常成功的历史经验。
“自我观之”是说，站在民族文化本位（“我”）的立场，以中国的眼光看待其他，“以吾为主观，以他人为客观，而研究之，而取舍之”，对进入中国的视野的他者进行裁判取舍。“自我观之”既是立场，也是方法。立场和方法，都呈现在“自我观之”的言说方式中。而中国对待佛教，就表现出了如此的“自我观之”的立场和相应的言说方式是：
佛教的C是中国的A（简作佛C是中A）。
这是早期佛教进入中国普遍采用的言说方式，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佛C是中A这种“自我观之”的言说方式，与中A是西B这种“自他观之”的言说方式，各自的呈现和导向的理解结果是完全相反的。佛C是中A，这种言说方式即古人所谓之“格义”。格义就是以中A解释佛C，主词佛C让宾词中A来呈现，呈现出来的是中A。
尽管格义在当时就遭到一些佛教人士的反对，如僧睿在《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中云：“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虽日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但是，佛教要进入中国，至少在早期，格义是不可避免的。“自我观之”地格义，对佛教进入中国至少有两大好处。第一，有助于中国人理解佛教义理，虽然经过重新解释的佛教与原本的佛教义理有所差异。第二，有助于佛教进入中国而本土化，从而维护了中国文化本位。“自我观之”的这种言说方式，呈现出来的是中A，在中国人的阅读和理解体验中，依然有文化家园之感，呈现出来的仍是熟悉的本土文化，佛C被中A本土化，故可以减少中国人对佛教的文化排斥。[21]
关于格义，有人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22]广义的格义把玄学的以道释儒都称为格义，实际上把同文化内部的解释都看成了格义。[23]我认为这把格义泛化了，会消解问题。本文所说的格义指异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解释。这种解释以一种文化的语言去对应和解释另一种文化的语言，以一种文化的思维去对应和解释另一种文化的思维。“朱子的理和气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是朱子的理和气”，都是格义。“佛C是中A”和“中A是佛C”，都是格义。“中A是西B”和“西B是中A”，都是格义。异文化之间的“自我观之”和“自他观之”，也是格义。
这里需要申述的是，如果认为有一个本来的文本意义，那么，格义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被解释对象的误读。但是，“中A是西B”却有“双重误读”和“一次遮蔽”。第一重是在翻译时，用中国的某些词语翻译西方概念，产生了对西方概念的误读，这可以称为翻译误读。第二重误读是再用翻译过来的西方概念解释自己的古典文本时，产生对古典文本的误读，这可以称为解释误读。譬如，宗教这个词中国本有（见《辞源》），但它的意思跟religion是有区别的。即使翻译者准确地理解了religion，用宗教翻译religion仍然是有问题的，从而造成翻译误读。而实际上很难肯定翻译者准确地把握了religion的意思，因此翻译者对religion的理解误差加重了翻译误读。而翻译误读并不仅仅是翻译误读，它会进一步弥漫出去。在以后的对宗教一词的使用中，人们通常不再用本有的宗教的意思理解宗教，而用被误解了的religion的意思理解也就是替换本有的宗教一词的意思，本有的宗教的意思反而被遮蔽了，造成概念的西化，这就是“一次遮蔽”。[24]经过遮蔽，由于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中A是西B”的对古典文本的解释－言说方式，使人们用新的宗教（religion）回过去重新解释古典文本，造成解释误读。[25]在重新解释中，儒道佛很自然地成为重新解释对象，人们认为道佛是宗教，并产生“儒学是不是宗教”之类的问题。（其实，道佛本身是不是宗教（religion）也毫不重要。）考察佛教之进入中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翻译误读固然存在，但是，人们很少用佛教的概念遮蔽本土概念，即没有“一次遮蔽”。佛教概念与本土概念的意思各自能够并行不悖。如儒道佛三家都有空这一概念，但是人们并未用佛教的空遮蔽儒道的空，基本上没有出现用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