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早期西学东渐时的言说方式与五四前后以来的“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这种言说方式恰恰相反。明代天启年间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因为儒学造诣颇高，时称“西来孔子”。这种言说就是当时的中国人的文化本位的呈现。

[29]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道学中自我解释就一定有真正的思想和学术，否则古人岂不个个是思想家和学者？但是，我们应该明白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一种文本的解释，首先应该尽量在其内部作自我解释。譬如，我们理解黑格尔，都首先应从黑格尔自身的概念和言说方式出发，作以黑格尔解释黑格尔的理解，然后才谈得上用其他理论来理解和裁判黑格尔。因此，我认为，即使我们要用西方哲学来解释道学，也首先应该做到以道学解释道学，学会中A是中B的言说方式，这是我们理解道学也即理解自己的历史－传统的根本。我不是一概地反对中A是西B这种言说方式，而是反对滥用中A是西B的言说方式以至喧宾夺主，甚至完全丧失了根本。

[30] 关于方法，黑格尔就已经指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方法是理念的“全体的展开”（《小逻辑》，§243，§237）。而今天的人们选择的所谓的方法，不过仅仅将之作为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已。因此，无论这样的方法多么时髦，都只是一个在心灵之外游移的框架，都只是没有根基的浮标。

[31] 国家命运之变迁引发学术的变迁，学术又回过去影响国家建构，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过程的论述，可以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