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观之”和“自他观之”两种言说方式，在逻辑上完全一致，但是，二者的结果却恰恰相反。两者的唯一差别在于主词与宾词的位置颠倒了，起点和终点不一样，从而导致两者的唯一差别是：两者的呈现完全相反，两者呈现的生存境域完全不同，“自我观之”呈现的是中国的生存境域，“自他观之”呈现的是西方的生存境域。因为呈现不同，导致的理解方向和途径完全相反，最后的理解结果也相反。“自他观之”是西化的言说方式，中国古典文本是西方文化的解释对象，西方文化是解释方法，古典文本犹如原木被西方文化之刃解剖，呈现的是西B。而在“自我观之”的言说方式中，西方文本是中国文化的解释对象，中国文化是解释方法，呈现的是中A，我们最终获得的可理解的习惯语言是中国的本土语言，是中国人自己的生存语言，并以中国人的生存语言呈现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在中国人的生存样态中来理解西B，从而把西B中国化或本土化了。
若就文本的可理解性来看，“自我观之”的言说方式是用熟悉解释陌生，对新东西的理解建立在旧有的理解之上，“温故而知新”，也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展开，这很好理解。相反，“自他观之”是用陌生解释熟悉。人们对中A的理解可能并不够，需要解释，但用来解释的，却是一个自己更不熟悉的西B，这能达到对中A的真正理解吗？这种解释岂不因其呈现出来的是西B而恰恰有违解释的初衷吗？岂不恰恰导致中A被变相西化吗？其中的逻辑难道不荒谬？[27]
面对两种言说方式，我们如何言说？我的回答是：如果一定需要把母文化与异文化作关联，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在“自我观之”和“自他观之”两种言说方式之间如何选择，难道不是很好决断吗？[28]而且如果言说不必涉及异文化，我更主张在道学自身话语系统中言说，即以中解中，汉话汉说，而不是动不动就用哲学解释道学。[29]
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不是通常的一种立场。通常的立场，无论选择海德格尔立场还是黑格尔立场以及其他任何立场，都是一脚踏出去，踏到了外面，把自身的根基放到了外面，也就丧失了根基，丧失了民族自性。民族文化本位立场不是这样。民族文化本位立场立足于民族自性，立足于自身的传统和历史，立足于自己民族的生存，在立足于自身的基础上，同化异文化。所以，在面临母文化与异文化的遭遇时，“自我观之”的中国化或者本土化方法，并不仅仅是一种随意的方法，不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而是从民族文化本位立场派生出来的方法，是有根有本的方法，立场与方法是一体的，方法使立场得以持守，立场使方法有根基，立场与方法都在“自我观之”的言说方式中蕴含和呈现，二者是一贯的。[30]
如果我们比照一下西方汉学对中国学术采取的研究方法，不难发现，他们大多也是以西方文化解释中国古典文本，采用的也是中A是西B这种言说方式。也就是说，西方汉学是把中国古典文本纳入西方学术概念、思想和方法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这不是偶然的。这是西方汉学界自觉地或不自觉的文化本位立场的表现。
由此，我想，既然佛学在晚清和民国复兴，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干将和中国哲学的建构者，没有好好分析借鉴中国对佛教东渐采取的“自我观之”的态度、方法和言说方式？从“自我观之”来观看，近代以来对西学的引进，尤其新文化五四运动及以后对西学的引进，远不如对佛学的吸纳那么成功。
六 概述学术言说方式转向的背景
中国哲学以及整个中国学术，为什么要采取中A是西B的言说方式？这里从解释生活的思想资源的转向来作简括的分析。
人们生活着，总要为自己的行动寻找理论依据、价值依托和意义支撑，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解释，建构生活意义。对行动进行解释，需要思想资源。但近代以来，中国人寻求思想资源的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向。上至国家政治决策，下至个人生活，解释行动的思想资源逐渐从向自身历史－传统寻求转向向西方寻求，从返而求诸己转向出而求诸人。思想资源取向的转向，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甲午五四以来，这一取向的转向一直在进行着，并在五四时期变得非常激烈。
取向的转向，其实是非常生活化的，并不需要过多的理论分析都能很好地明白。为自己的行动寻找理论依据、价值依托和意义支撑，就是解释生活。解释生活表现在具体的生存活动中，就是在做某事时，为做某事寻找行动理由和行动方式，因此在做某事时需要询问。询问包含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做？”和“如何做？”“为什么做？”询问的是做某事的理由，“如何做？”询问的是做某事的方式。有询问，就有向谁询问和谁来应答的问题。向谁询问和谁来应答之“谁”，就是思想资源。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都是向自身的历史－传统询问并由之应答，即由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生活提供解释、提供意义。但在甲午五四以后，某些中国人在中国遭遇西方侵略而屡战屡败之后，丧失了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信心，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从而使解释生活的思想资源发生了根本的转向。从政治决策到民间生活（政治决策又直接影响民间生活），中国人的思想取向逐渐并且越来越是面向西方，面向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中国人逐渐习惯并越来越多地以西方文化为自己的生活提供解释、提供意义。更严重的是，中国人自己经常以西方的取向来排斥面向自己文化的取向，以来自西方的解释排斥来自传统的解释，即以西方的思想资源排斥中国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被打成封建的、落后的。这在五四运动前后是非常激烈的。[31]
思想资源的转向表现在学术，主要潮流大致有二。牟宗三等民族文化本位派因为中国文化在五四前后的疑古反古思潮中被打倒，就用西方文化为中国文化正名，为中国文化提供正当性。而胡适等西化派则认为中国文化不能拯救中国而主张西化。但无论何者，都自觉不自觉地承认西方文化是标准，具有普遍性，所以都走上了以西方文化来解释中国文化的道路，并形成中A是（或象）西B的学术言说方式，而这是依附西方的西化的或者变相西化的言说方式。（当然有例外，如马一浮。）
七 结论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其政治言说、学术言说和生活言说却严重依附于西方文化，是与伟大民族不相称的，是荒谬的，是可悲的，是中华民族文化自性、本位性、正当性或者独立性的丧失——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今天，我们迈步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民族复兴，没有文化之复兴，是不可能的。文化复兴，不建立起自己的言说方式，也是不可能的。
本文对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基本言说方式的分析，是为了说明，也许言说者在主观上认同民族文化，仅仅把这种言说方式当作一种方法，并且试图以之重建中国学术，但是客观上，其结果一定与初衷南辕北辙。中A是西B这种言说方式既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民族文化，也不能让我们真正秉承弘扬民族文化，更不能帮助我们实现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所以，它完全无法避免用心良苦、适得其反的悲剧性结局，最终导致的只能是西化，丧失民族自性。
因此，应该反思我们的学术言说方式，重建民族自信，重建中华民族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