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章句序》中的“道统”与“道学” ——对《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一点质疑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余英时先生在近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以下简称《朱》)中提出:
朱熹有意将‘道统’与‘道学’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为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在这个阶段,在位的‘圣君贤相’既已将‘道’付诸实行,则自然不需要另有一群人出来,专门讲求‘道学’了。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历史进入另一阶段,这便是孔子开创‘道学’的时代。宋代周、张、二程所直接承续的是孔子以下的‘道学’,而不是上古圣王代代相传的‘道统’。所以严格言之,朱熹笔下的‘道学’两字与后世通行的观念虽无大出入,但他的‘道统’一词却具特殊涵义,与宋以后的用法不能混为一谈。(三联书店,2004,第15页,下同)
谨按,“两个历史阶段”之说,可以追溯到韩愈的《原道》。在拈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之传承谱系之后,韩愈又说:
由周公以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亦引此句,其说当出自韩愈,余氏谓出自朱熹,恐非是)
这里所强调的“君”与“臣”、“事行”与“说长”的区别,正对应于余先生认为朱熹区分的“道统”、“道学”之别。韩愈的表述虽极简约,亦显然可见他对于周公之后“其事不行”,徒垂以空言的失落。联系《原道》上文对“先王之教”的向往和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可见韩愈对“道体”与“政教”关系的敏感性未必在朱熹之下。
又如程颢说:“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程颐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明道先生墓表》,《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胡宏说:“事本乎道,道藏于事。……禹汤文武成其功,孔子孟子传其学。”(《皇王大纪》卷一)陆九渊也说:“古者势与道合,后世势与道离。”(《象山语录》上)则“内圣”和“外王”在三代之后的分裂,乃是韩愈以降不少儒者的共识。朱熹也不例外,特别在和陈亮的论战之中有详细分说,此不赘论。余先生的独创之处在于将其与《中庸章句序》(以下简称《序》)中的“道统”与“道学”联系起来,并进而认为这两个词分别代表“内圣”与“外王”合一与分裂的两个不同阶段,以进一步阐发朱子旨在以“道学”约束君权的微言大义。但是这一论断的文本根据极不充分,相反,倒有若干相反的证据,表明在朱熹那里“道统”与“道学”乃是一体两面:“道”者周流天下,无“统”可言,“道统”即是“道学之统”,“统”以“学”而定,“学”依“统”而传。在朱熹那里,“道统”并无所谓“特殊含义”,相反,朱熹乃是较早在后世意义上使用“道统”一词的著作家之一,可以断言。
余先生之依据,主要为《序》中的若干表述。笔者初读《朱》时,亦以此为不刊之论,然而细读原文之后,不得不承认《朱》所言基本上是对原文的严重误读或曲解。为澄清问题起见,本文不避繁冗,特依次摘引该《序》全文,略分说如次,以期申明朱子原意。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按《朱》引该《序》首句,云:
朱熹为什么一方面说子思作中庸是‘忧道学之失其传’,另一方面又说‘上古圣神’有‘道统之传’呢?可见‘道学’与‘道统’必有一定的分别。(12)
按依通行之义,“道学之传”即为“道统”,“道统”以“传”而成,故说“道统之传”,乃是进一步强调“道学”传承的方面,以见子思作《中庸》之意义。然而《朱》所言,乃指“道学”与“道统”本为泾渭分明的两者,而原文绝不能支持如此强之论断。要之,朱熹用此二词或者出于侧重之不同,或者出于修辞之需要,皆有可能,不能就此认为道学与道统本为二物或两个阶段。然而《朱》中所论,毕竟为一种可能性,其是非允当与否,下文将详细剖析之。
《朱》又云,上古圣神,为三皇五帝之类,此皆德位兼备,以圣人而为天子者,故:
在这个意义上,‘道统’是‘道’在人的世界的外在化,也就是‘放之而弥六合’,内圣外王无所不包。所以‘道统’之‘统’与孟子所谓‘创业垂统’之‘统’是相通的。这是《中庸序》中‘道统’二字的确诂,毫无可疑。(13)
按,此说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即“道统”为自三皇五帝到文武周公之“上古圣神”所有,孔孟及以下无能传焉。所以对于这个道统,才可能从“创业垂统”一方面加以界定,并得出此二字的“确诂”。而此一前提,正是所要论证的结论,故此为循环论证,并无证明之效力亦明矣。
并且,在原文中,也有充分的根据说明,对于“道统”,不能作如是理解:
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按,“其见于经”之“其”,显然是指代“道统之传”而言。故朱熹所言,至为明确,道统之传,即所谓“虞廷心传”者,为“执中”之教,与后世道学,虽有质文略详之异,然而并无根本差别。至于“外王”之事功,绝未包括其中。不能因为上古圣神,既有内圣之传,又有外王之功,就将二者混为一谈。
朱熹于下文,更详细发明此所谓“道统”之精义: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闲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
按,此节所阐发之内容,全为“道学”之精义,而其阐发之对象,则为上古圣神之“道统”。故道统绝非外王之治统,而为内圣之性理之学的传承,亦已明甚。所谓“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此一“不过如此”,即指道统“不过”为道学之授受,绝非其它“天下之大事”也。
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按,此一表述为《朱》所重点发挥,以为“朱熹在此是以极其委婉的方式避免说孔子得‘道统之传’。”(13)然细玩文气,似并无余先生所论之意。“自是以来,圣圣相承”,已隐括孔子于其中,“若……若……”为并列句式,则孔子跻身文武周公之列无疑。虽然于孔子并未说“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以致余氏之疑,然而其中别有深意,恐非如余先生之所言。
韩愈的“道”的传承谱系中,只有“成汤、文、武”的“君”的系列,并无“皋陶、伊、傅”的“臣”的系列(“周公”是作为“摄政王”,亦在“君”列)。然而这样一来,传承链条中难免会出现断裂,如禹不可能直接传道于汤,三代亦多有平庸之主,如武丁乃闻道于傅说,方能成就大治。故而朱熹又添上“臣”的系列,君臣交错,相互授受,丁宁告诫,方能称“圣圣相承”。而孔子之传“道”,自与尧舜至周公不同,为一全新阶段,此自以孔子“不得其位”之故,故而不能“以此”(即圣贤之相互授受,丁宁告戒)接道统之传,而为天纵其圣,生而知之或好古敏以求之,故得以继数百年失坠之“道统”,使之免于中
朱熹有意将‘道统’与‘道学’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为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在这个阶段,在位的‘圣君贤相’既已将‘道’付诸实行,则自然不需要另有一群人出来,专门讲求‘道学’了。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历史进入另一阶段,这便是孔子开创‘道学’的时代。宋代周、张、二程所直接承续的是孔子以下的‘道学’,而不是上古圣王代代相传的‘道统’。所以严格言之,朱熹笔下的‘道学’两字与后世通行的观念虽无大出入,但他的‘道统’一词却具特殊涵义,与宋以后的用法不能混为一谈。(三联书店,2004,第15页,下同)
谨按,“两个历史阶段”之说,可以追溯到韩愈的《原道》。在拈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之传承谱系之后,韩愈又说:
由周公以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亦引此句,其说当出自韩愈,余氏谓出自朱熹,恐非是)
这里所强调的“君”与“臣”、“事行”与“说长”的区别,正对应于余先生认为朱熹区分的“道统”、“道学”之别。韩愈的表述虽极简约,亦显然可见他对于周公之后“其事不行”,徒垂以空言的失落。联系《原道》上文对“先王之教”的向往和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可见韩愈对“道体”与“政教”关系的敏感性未必在朱熹之下。
又如程颢说:“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程颐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明道先生墓表》,《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胡宏说:“事本乎道,道藏于事。……禹汤文武成其功,孔子孟子传其学。”(《皇王大纪》卷一)陆九渊也说:“古者势与道合,后世势与道离。”(《象山语录》上)则“内圣”和“外王”在三代之后的分裂,乃是韩愈以降不少儒者的共识。朱熹也不例外,特别在和陈亮的论战之中有详细分说,此不赘论。余先生的独创之处在于将其与《中庸章句序》(以下简称《序》)中的“道统”与“道学”联系起来,并进而认为这两个词分别代表“内圣”与“外王”合一与分裂的两个不同阶段,以进一步阐发朱子旨在以“道学”约束君权的微言大义。但是这一论断的文本根据极不充分,相反,倒有若干相反的证据,表明在朱熹那里“道统”与“道学”乃是一体两面:“道”者周流天下,无“统”可言,“道统”即是“道学之统”,“统”以“学”而定,“学”依“统”而传。在朱熹那里,“道统”并无所谓“特殊含义”,相反,朱熹乃是较早在后世意义上使用“道统”一词的著作家之一,可以断言。
余先生之依据,主要为《序》中的若干表述。笔者初读《朱》时,亦以此为不刊之论,然而细读原文之后,不得不承认《朱》所言基本上是对原文的严重误读或曲解。为澄清问题起见,本文不避繁冗,特依次摘引该《序》全文,略分说如次,以期申明朱子原意。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按《朱》引该《序》首句,云:
朱熹为什么一方面说子思作中庸是‘忧道学之失其传’,另一方面又说‘上古圣神’有‘道统之传’呢?可见‘道学’与‘道统’必有一定的分别。(12)
按依通行之义,“道学之传”即为“道统”,“道统”以“传”而成,故说“道统之传”,乃是进一步强调“道学”传承的方面,以见子思作《中庸》之意义。然而《朱》所言,乃指“道学”与“道统”本为泾渭分明的两者,而原文绝不能支持如此强之论断。要之,朱熹用此二词或者出于侧重之不同,或者出于修辞之需要,皆有可能,不能就此认为道学与道统本为二物或两个阶段。然而《朱》中所论,毕竟为一种可能性,其是非允当与否,下文将详细剖析之。
《朱》又云,上古圣神,为三皇五帝之类,此皆德位兼备,以圣人而为天子者,故:
在这个意义上,‘道统’是‘道’在人的世界的外在化,也就是‘放之而弥六合’,内圣外王无所不包。所以‘道统’之‘统’与孟子所谓‘创业垂统’之‘统’是相通的。这是《中庸序》中‘道统’二字的确诂,毫无可疑。(13)
按,此说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即“道统”为自三皇五帝到文武周公之“上古圣神”所有,孔孟及以下无能传焉。所以对于这个道统,才可能从“创业垂统”一方面加以界定,并得出此二字的“确诂”。而此一前提,正是所要论证的结论,故此为循环论证,并无证明之效力亦明矣。
并且,在原文中,也有充分的根据说明,对于“道统”,不能作如是理解:
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按,“其见于经”之“其”,显然是指代“道统之传”而言。故朱熹所言,至为明确,道统之传,即所谓“虞廷心传”者,为“执中”之教,与后世道学,虽有质文略详之异,然而并无根本差别。至于“外王”之事功,绝未包括其中。不能因为上古圣神,既有内圣之传,又有外王之功,就将二者混为一谈。
朱熹于下文,更详细发明此所谓“道统”之精义: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闲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
按,此节所阐发之内容,全为“道学”之精义,而其阐发之对象,则为上古圣神之“道统”。故道统绝非外王之治统,而为内圣之性理之学的传承,亦已明甚。所谓“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此一“不过如此”,即指道统“不过”为道学之授受,绝非其它“天下之大事”也。
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按,此一表述为《朱》所重点发挥,以为“朱熹在此是以极其委婉的方式避免说孔子得‘道统之传’。”(13)然细玩文气,似并无余先生所论之意。“自是以来,圣圣相承”,已隐括孔子于其中,“若……若……”为并列句式,则孔子跻身文武周公之列无疑。虽然于孔子并未说“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以致余氏之疑,然而其中别有深意,恐非如余先生之所言。
韩愈的“道”的传承谱系中,只有“成汤、文、武”的“君”的系列,并无“皋陶、伊、傅”的“臣”的系列(“周公”是作为“摄政王”,亦在“君”列)。然而这样一来,传承链条中难免会出现断裂,如禹不可能直接传道于汤,三代亦多有平庸之主,如武丁乃闻道于傅说,方能成就大治。故而朱熹又添上“臣”的系列,君臣交错,相互授受,丁宁告诫,方能称“圣圣相承”。而孔子之传“道”,自与尧舜至周公不同,为一全新阶段,此自以孔子“不得其位”之故,故而不能“以此”(即圣贤之相互授受,丁宁告戒)接道统之传,而为天纵其圣,生而知之或好古敏以求之,故得以继数百年失坠之“道统”,使之免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