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章句序》中的“道统”与“道学” ——对《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一点质疑(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兼借电子检索系统之便，搜索到数百条资料，汰粗取精，加以分说，以推明“道统”一词的渊源及其兴起的语境，不但可以与上文之说相互映证，或者也有助于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
一、从先秦到北宋间“道统”说的演进
“道统”之说，渊源于《孟子》卒章，此本学者所熟知。为与后世道统观之演变相比较，亦全文征引如下：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按，孟子虽有以道自任之意，然而其圣人（注意：此处并未提到“道”）的先后序列则到孔子为止，曾子、子思亦不在其列。“承圣”的方式可以是“见而知之”或“闻而知之”，若“见而知之”，则圣人周围之子弟皆可以亲见；若“闻而知之”，则百世之下人皆可以闻之。是否“知之”则依各人之天资及时运而定，虽然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但是并没有单一的线索，故此乃多重关系并存，而非囿于“一线单传”。这是“道统”说演进的第一阶段。
至韩愈《原道》则曰：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为了与佛教之“传灯”相抗衡，故亦模仿禅宗，改造孟子之说为一脉单传之谱系（参看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2001，319-21）。并拈出已观念化的“道”为传承的内容。尤可注意者，孟子用的表述是“见”“闻”，主动者在后学；而韩愈用的是 “[以是]传”、“传之”主动者在前圣。后学主动，则人皆可学，无“正统”可言；前圣主动，则如帝王之传位，必有“正统”在焉。故“道统说”虽滥觞于孟子，真正发轫者实为韩愈。此为道统说演进之第二阶段。
韩愈文名虽盛，其说于唐世则流布未广，逮及宋兴，“尊韩”之风既盛，“道统”之说则被更多人所接受。然而其间亦有重要变化。孙复说：
吾之所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信道堂记》，见《孙明复小集》，孙复有时亦列入董仲舒，见同书《董仲舒论》）
在孙复这里，从尧到孔子为一阶段，自孟子以下为另一阶段。这样划分的理由大概同于其弟子石介的《尊韩》：
道始于伏羲，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徂徕集》卷七，石介有时也列入柳开，见《与君贶学士书》，同书卷十五）
石介此说，当渊源于孙复。盖韩愈以“轲死不得其传”，则此下一二千年间大道竟全绝，于义似有未安。所以孙、石将孟子由“圣人”之末转入“贤人”之首，又列入董、扬、王、韩等人乃至柳开为“卫道”之序列，以填补孔孟以下的空白阶段。其中诸人虽相隔百余年乃至数百年，然而流风余绪既在，勉强亦可相接。此一阶段的“道统说”更近于孟子的“五百年闻而知之”，而远离韩愈较严格的传承系统，因为期间并无任何主动传授可言。然而，他们仍然接受了韩愈的设定，将“道”的流传视为一种单线的接续过程，同时又将这条线尽可能连续地从孟子贯穿到唐宋时期。此为道统说演进的第三阶段。
然而这样一来，孟子以下诸人只是“卫道”而已，于“道”本身不能再有所发明。较之尧舜至孔子已低了一等。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显著差别或许正在于他们都未得“道”的真传。因此“道”失传的危险仍然不能避免。故到了二程则放弃了这一表述。二程于荀卿、董子、扬雄、王通、韩愈等评论甚多，散见其著作语录中。其共同点在于一方面部分肯定其见识学行，另一方面又讥其“偏驳”、“不识性”、“倒学了”，认为其学问在根本处尚有重大欠缺。结合上引材料可见，这些不是泛泛的人物品评，实际上是针对这些人是否能承“道”的重大问题。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於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中略）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大明，为功大矣。
此处程颐又接过韩愈“轲死不得其传”之说，将孙、石所拟的孟子以下的线索一概否定，甚至韩愈本人也在“千载无真儒”的否定之列。不过，结合二程别处的表述，二程并非对荀、董、扬、王、韩等一棒打死，实际上还是承认这些“贤人”的功绩。只是认为他们不足以承继孔孟的真传而已。他们要在这条线索外另辟一条直承孔孟的新路，此即伊洛道学。程颐以程颢为直承孟子之人，实则已隐括自身不待言。其自信不但远过孙、石、韩愈，更在孟子之上。在孟子、韩愈那里，此“道”乃久已散亡，虽然二人皆以道自任，然而究竟能否承道仍在未定之间。但是程颐看来，自自己兄弟出，此“道”已经恢复，具有了完全的现实性。“道”的传承虽已中断千年，此时又已成为现实的东西了。这是二程和以前各阶段之间的根本差别，因为孟、韩、孙、石之说，虽然各自不同，但是都着眼于政治秩序的改造和完善，在理想政治秩序出现之前（如尧舜至周公），至少，在自己有能力去推行理想政治秩序之前（如孔、孟），“道”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而不具有现实性。王安石仍然基本属于这一传统，如那首著名的“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赠》，《临川文集》卷二十二）所示，并不是揭示心性之学的奥秘，而首先是建立理想的政治秩序。但是二程则首先把道扭转到了内在德性修养的方向上，内圣与外王，虽然仍然有紧密联系，却已经被分成两个阶段。这样一来，只要自我贯彻内圣之学，则“道”就已经部分地成为现实。此为道统说演进之第四阶段。
二、“道统”一词在南宋的出现
然而到此为止，虽然道统说的实质内容已全部具备，却尚未有“道统”之名。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引南宋初年（绍兴六年，1136）道学的抨击者陈公辅的上疏高宗的一段话：
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轲传颐，颐死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臣谓使颐尚在，能了国家事乎？取颐之学，令学者师焉，非独营私植党，复有党同之弊，如蔡京之绍述；且将见浅俗僻陋之习终至惑乱天下后世矣。且圣人之道，凡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非有离世异俗之行。在学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圣慈，特加睿断。察群臣中有为此学，相师成风，鼓扇士类者，皆屏绝之。然后明诏天下，以圣人之道，著在方册，炳如日星，学者但能参考众说，研穷至理，各以己之所长而折中焉。惟不背圣人之意，则道术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国家，无乎不可矣。毋执一说，遂成雷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
虽然陈公辅抨击程学不遗余力，然而仔细观察不难看出，除了有关“道”之传承（特别是“轲传颐”）的部分外，其余“狂言怪语，淫说鄙喻”之类皆是虚言，提不出实
一、从先秦到北宋间“道统”说的演进
“道统”之说，渊源于《孟子》卒章，此本学者所熟知。为与后世道统观之演变相比较，亦全文征引如下：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按，孟子虽有以道自任之意，然而其圣人（注意：此处并未提到“道”）的先后序列则到孔子为止，曾子、子思亦不在其列。“承圣”的方式可以是“见而知之”或“闻而知之”，若“见而知之”，则圣人周围之子弟皆可以亲见；若“闻而知之”，则百世之下人皆可以闻之。是否“知之”则依各人之天资及时运而定，虽然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但是并没有单一的线索，故此乃多重关系并存，而非囿于“一线单传”。这是“道统”说演进的第一阶段。
至韩愈《原道》则曰：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为了与佛教之“传灯”相抗衡，故亦模仿禅宗，改造孟子之说为一脉单传之谱系（参看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2001，319-21）。并拈出已观念化的“道”为传承的内容。尤可注意者，孟子用的表述是“见”“闻”，主动者在后学；而韩愈用的是 “[以是]传”、“传之”主动者在前圣。后学主动，则人皆可学，无“正统”可言；前圣主动，则如帝王之传位，必有“正统”在焉。故“道统说”虽滥觞于孟子，真正发轫者实为韩愈。此为道统说演进之第二阶段。
韩愈文名虽盛，其说于唐世则流布未广，逮及宋兴，“尊韩”之风既盛，“道统”之说则被更多人所接受。然而其间亦有重要变化。孙复说：
吾之所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信道堂记》，见《孙明复小集》，孙复有时亦列入董仲舒，见同书《董仲舒论》）
在孙复这里，从尧到孔子为一阶段，自孟子以下为另一阶段。这样划分的理由大概同于其弟子石介的《尊韩》：
道始于伏羲，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徂徕集》卷七，石介有时也列入柳开，见《与君贶学士书》，同书卷十五）
石介此说，当渊源于孙复。盖韩愈以“轲死不得其传”，则此下一二千年间大道竟全绝，于义似有未安。所以孙、石将孟子由“圣人”之末转入“贤人”之首，又列入董、扬、王、韩等人乃至柳开为“卫道”之序列，以填补孔孟以下的空白阶段。其中诸人虽相隔百余年乃至数百年，然而流风余绪既在，勉强亦可相接。此一阶段的“道统说”更近于孟子的“五百年闻而知之”，而远离韩愈较严格的传承系统，因为期间并无任何主动传授可言。然而，他们仍然接受了韩愈的设定，将“道”的流传视为一种单线的接续过程，同时又将这条线尽可能连续地从孟子贯穿到唐宋时期。此为道统说演进的第三阶段。
然而这样一来，孟子以下诸人只是“卫道”而已，于“道”本身不能再有所发明。较之尧舜至孔子已低了一等。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显著差别或许正在于他们都未得“道”的真传。因此“道”失传的危险仍然不能避免。故到了二程则放弃了这一表述。二程于荀卿、董子、扬雄、王通、韩愈等评论甚多，散见其著作语录中。其共同点在于一方面部分肯定其见识学行，另一方面又讥其“偏驳”、“不识性”、“倒学了”，认为其学问在根本处尚有重大欠缺。结合上引材料可见，这些不是泛泛的人物品评，实际上是针对这些人是否能承“道”的重大问题。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於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中略）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大明，为功大矣。
此处程颐又接过韩愈“轲死不得其传”之说，将孙、石所拟的孟子以下的线索一概否定，甚至韩愈本人也在“千载无真儒”的否定之列。不过，结合二程别处的表述，二程并非对荀、董、扬、王、韩等一棒打死，实际上还是承认这些“贤人”的功绩。只是认为他们不足以承继孔孟的真传而已。他们要在这条线索外另辟一条直承孔孟的新路，此即伊洛道学。程颐以程颢为直承孟子之人，实则已隐括自身不待言。其自信不但远过孙、石、韩愈，更在孟子之上。在孟子、韩愈那里，此“道”乃久已散亡，虽然二人皆以道自任，然而究竟能否承道仍在未定之间。但是程颐看来，自自己兄弟出，此“道”已经恢复，具有了完全的现实性。“道”的传承虽已中断千年，此时又已成为现实的东西了。这是二程和以前各阶段之间的根本差别，因为孟、韩、孙、石之说，虽然各自不同，但是都着眼于政治秩序的改造和完善，在理想政治秩序出现之前（如尧舜至周公），至少，在自己有能力去推行理想政治秩序之前（如孔、孟），“道”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而不具有现实性。王安石仍然基本属于这一传统，如那首著名的“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赠》，《临川文集》卷二十二）所示，并不是揭示心性之学的奥秘，而首先是建立理想的政治秩序。但是二程则首先把道扭转到了内在德性修养的方向上，内圣与外王，虽然仍然有紧密联系，却已经被分成两个阶段。这样一来，只要自我贯彻内圣之学，则“道”就已经部分地成为现实。此为道统说演进之第四阶段。
二、“道统”一词在南宋的出现
然而到此为止，虽然道统说的实质内容已全部具备，却尚未有“道统”之名。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引南宋初年（绍兴六年，1136）道学的抨击者陈公辅的上疏高宗的一段话：
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轲传颐，颐死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臣谓使颐尚在，能了国家事乎？取颐之学，令学者师焉，非独营私植党，复有党同之弊，如蔡京之绍述；且将见浅俗僻陋之习终至惑乱天下后世矣。且圣人之道，凡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非有离世异俗之行。在学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圣慈，特加睿断。察群臣中有为此学，相师成风，鼓扇士类者，皆屏绝之。然后明诏天下，以圣人之道，著在方册，炳如日星，学者但能参考众说，研穷至理，各以己之所长而折中焉。惟不背圣人之意，则道术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国家，无乎不可矣。毋执一说，遂成雷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
虽然陈公辅抨击程学不遗余力，然而仔细观察不难看出，除了有关“道”之传承（特别是“轲传颐”）的部分外，其余“狂言怪语，淫说鄙喻”之类皆是虚言，提不出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