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章句序》中的“道统”与“道学” ——对《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一点质疑(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辞性表述，关键用词避免重复，多有变化，本不足为奇，若欲以此说明“道统”、“道学”之分别，恐怕根据太不充分。仔细品味文意，则“道统”乃这一段文字的主题，整篇都是讲道统的传承，从羲轩经孔孟，到周程张载，这种理解，恐怕更接近朱熹的原意。试问，本篇并未拈出“道学”或“道体”之类，那么孔孟以下所“授受”的，不是道统，还能是什么呢？
并且这个极不充分的例子，就是余先生在《序》外所找到的唯一直接例证，另外，余先生引《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关于道学的表述，来证明朱熹关于道学的界说（１４－５）。按，只有预设了“道学”和“道统”的分离，则此说才可以表明朱熹所说的“道学”并不适用于“道统”，甚至与“道统”相对立。而这一预设正是余先生所要论证的结论，故余说不能成立，断然可知。
其实反例在朱熹的文集、语录中亦不少，如作于淳熙三年（1176）的《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
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卷七十八）
此以“道学”和“不传之统”为一，其意明甚。如果说这里毕竟字面上还没有“道统”二字的话，那么同样是说周敦颐的，作于淳熙六年（1179）之《榜南康文又牒》则已明白点出：
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传道统，为世先觉。（卷九十九）
又如作于绍熙四年（1193）的《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
乃更辟堂东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区区尊严道统之意。（卷八十）
此以周敦颐为“道统”之传人，岂非彰彰明甚！
还有作于淳熙十六年（1189）之《答陆子静》：
子贡虽未得承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卷三十六）
这里虽说子贡未承道统，其隐含孔子传道统，曾子、子思承道统之意亦极明显。否则孔子即已无道统可承，子贡未承，何须再说。
又《朱子語类》卷十三：
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中略）故得卒传夫子之道，後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辅广）
同书卷十九：
圣贤言语，粗说细说，皆著理会教透澈。盖道理至广至大，故有说得易处，说得难处，说得大处，说得小处。若不尽见，必定有窒碍处。若谓只“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甚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黄㽦）
据《朱子语录姓氏》，黄氏所记在戊申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辅氏所记更在甲寅年，即绍熙五年（1194）之后，从时间上来看，都在余先生所论断的“道统”与“道学”的区分基本确立之后。虽然《语类》讹伪间出，未可尽信，但这两条的侧重都不在“道统”问题上，只是顺便用此一词，似无可疑之处，可以认为表达了朱熹及其学派对“道统” 的一般理解。显然，这里的用法都悖于余先生之特殊理解。
尤可注意者，上引第一条以曾子“得道统之传”，及后来思孟“其传亦永远”，可以与《序》中的“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等表述相互发明，则其意更加显豁。可知“传得其宗”即传得其“统”，“道统之传”主要指孔子以下的传承线索，而不囿于三代圣王。并且据朱熹语意，曾子得“道统之传”当为其时倾向理学之士人群体的一般理解，看来“道统”之使用，既非李元纲，亦非朱熹或黄幹所首创，或者尚远在朱熹时代之前，于此不能详考（参看附录：《“道统”源流考》）。然而从现有文献来看，朱熹是首先正式系统地在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意义上使用“道统”一词的著作家之一，当无可疑。
第二条虽说汉唐以来“道统之传却不甚得”，却明显与王道霸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无关，而是指对“圣贤言语”、“道理”（四库本作“道体”，此据中华书局排印本）的领会，即人们熟悉的“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之说。此亦足证《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的“秦汉以来，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知所以为学。……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并非如余先生所论证的那样，只是说“道学”，而同样也是说“道统”。
以上数例证皆悖于余先生之理解，而这些几乎可以说是现存朱熹文集语录中提到“道统”的全部文献。故余先生对于《中庸序》中“道统”之解说，其绝无根据且与朱熹其他文献中的用法相矛盾，亦可知矣。
从上文的诸多例证来看，非但“道统”之初用不在淳熙八年，亦无界定“道统”涵义之事，在《中庸序》中更无所区分“道统”与“道学”，至少没有余先生所断定的那种区分，这一论断可谓建立在流沙之上，是全盘不能成立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朱熹思想中确实有这样的区别，倒是令人大惑不解之事。试问，朱熹为何不将这一区别明白说出，而要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乃至在同一篇文献中都自相矛盾？若说是担心政治迫害的“隐微书写”，则朱熹明明以其他的用语在文集语录中表达了“两个历史阶段”区分，难道彼时就不无忧虑？且前人、后人（如黄幹，刘宗周）亦以不同方式拈出这一区别，朱熹又何为而隐微其辞？并且，如果八百年来绝大多数读者都看不出来这一点，少数看出来的几个也同样要隐藏之，直到“批判君权”已经成为合法话语的今天才由余先生钩沉发隐，大白于天下，这种隐语又有何意义可言？是否在丝毫意义上有助于后世儒学家限制君权乃至得君行道？恐怕答案都是否定的。
那么，朱熹对于“道统”和“道学”的用法是否真的完全随机，并无任何差异呢？当然也不是这样，在朱熹文集中，“道统”一词只不过出现了九次。“道学”却出现了数十次，多指宋代的理学，这中间的差别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这两个词的用法肯定存在着侧重的不同：首先，“道统”多少有“正统”之意，较为郑重严谨，几乎只能指尧舜周孔等“大圣人”，用于指近代人只有周敦颐和二程；而“道学”则较为宽松广泛，要求略低，一些较次要或有些“异端”倾向的学者和思想家，如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等，未必谈得上承继“道统”，但是算是“道学”则无问题（《宋史·道学传》将许多重要理学人物排除在“道学”之外，乃出于道学内部的门户之见，与朱熹时不同）。第二，“道学”又有“学问”，“学术”之意，多少要有一套成体系的话语系统，才能称为“学”，而上古圣王的“心传”， 只是片言只语，至多不过三五句话，未免质朴太过，要称为“学”多少有些牵强，故“道学”之为“学”，只能从孔子以后算起。第三，“道学”于淳熙、绍熙间多受攻击，后来成为庆元党禁的对象，其意义与侧重又有微妙的变化，在此不能详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发现余先生所赋予“道统”的那个特别意义。虽然不同历史阶段的区分肯定存在，但是这一点也不能证明余先生将其视为一种附加于“道统”与“道学”之上的“微言大义”的特殊阐释。
当然，余先生的这个失误未必直接影响该书下文的许多重要论断，但是其中的关系究竟如何，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如果“道统”和“道学”一样，都是侧重于指“内圣”的方面，那么朱熹之阐明“道体”，其政治用意或者就不如余先生所认为的那么明显（“批判君权”，第23页），对于朱熹思想中的“价值世界”与“历史世界”之关系可能也需要重新建构；又如，如果《序》中并无如此多的“微言大义”，那么余先生对于朱熹的写作方式的判断可能就有相当偏差，对于其他文献的解读或者也存在类似问题……勿庸讳言，虽然有关的评论文字已经出了不少，但是我们现在仍然缺乏对这部里程碑式的巨著的全面、认真、精细的批判，本文希望在此方面起到一点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附：“道统”源流考
上文完成后，笔者尚觉意犹未尽，以为虽驳余氏新说，可为定谳，然而反复之后，似乎又回到原点，未有进一步发明。于是又花了一些时间查考群书，
并且这个极不充分的例子，就是余先生在《序》外所找到的唯一直接例证，另外，余先生引《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关于道学的表述，来证明朱熹关于道学的界说（１４－５）。按，只有预设了“道学”和“道统”的分离，则此说才可以表明朱熹所说的“道学”并不适用于“道统”，甚至与“道统”相对立。而这一预设正是余先生所要论证的结论，故余说不能成立，断然可知。
其实反例在朱熹的文集、语录中亦不少，如作于淳熙三年（1176）的《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
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卷七十八）
此以“道学”和“不传之统”为一，其意明甚。如果说这里毕竟字面上还没有“道统”二字的话，那么同样是说周敦颐的，作于淳熙六年（1179）之《榜南康文又牒》则已明白点出：
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传道统，为世先觉。（卷九十九）
又如作于绍熙四年（1193）的《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
乃更辟堂东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区区尊严道统之意。（卷八十）
此以周敦颐为“道统”之传人，岂非彰彰明甚！
还有作于淳熙十六年（1189）之《答陆子静》：
子贡虽未得承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卷三十六）
这里虽说子贡未承道统，其隐含孔子传道统，曾子、子思承道统之意亦极明显。否则孔子即已无道统可承，子贡未承，何须再说。
又《朱子語类》卷十三：
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中略）故得卒传夫子之道，後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辅广）
同书卷十九：
圣贤言语，粗说细说，皆著理会教透澈。盖道理至广至大，故有说得易处，说得难处，说得大处，说得小处。若不尽见，必定有窒碍处。若谓只“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甚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黄㽦）
据《朱子语录姓氏》，黄氏所记在戊申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辅氏所记更在甲寅年，即绍熙五年（1194）之后，从时间上来看，都在余先生所论断的“道统”与“道学”的区分基本确立之后。虽然《语类》讹伪间出，未可尽信，但这两条的侧重都不在“道统”问题上，只是顺便用此一词，似无可疑之处，可以认为表达了朱熹及其学派对“道统” 的一般理解。显然，这里的用法都悖于余先生之特殊理解。
尤可注意者，上引第一条以曾子“得道统之传”，及后来思孟“其传亦永远”，可以与《序》中的“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等表述相互发明，则其意更加显豁。可知“传得其宗”即传得其“统”，“道统之传”主要指孔子以下的传承线索，而不囿于三代圣王。并且据朱熹语意，曾子得“道统之传”当为其时倾向理学之士人群体的一般理解，看来“道统”之使用，既非李元纲，亦非朱熹或黄幹所首创，或者尚远在朱熹时代之前，于此不能详考（参看附录：《“道统”源流考》）。然而从现有文献来看，朱熹是首先正式系统地在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意义上使用“道统”一词的著作家之一，当无可疑。
第二条虽说汉唐以来“道统之传却不甚得”，却明显与王道霸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无关，而是指对“圣贤言语”、“道理”（四库本作“道体”，此据中华书局排印本）的领会，即人们熟悉的“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之说。此亦足证《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的“秦汉以来，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知所以为学。……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并非如余先生所论证的那样，只是说“道学”，而同样也是说“道统”。
以上数例证皆悖于余先生之理解，而这些几乎可以说是现存朱熹文集语录中提到“道统”的全部文献。故余先生对于《中庸序》中“道统”之解说，其绝无根据且与朱熹其他文献中的用法相矛盾，亦可知矣。
从上文的诸多例证来看，非但“道统”之初用不在淳熙八年，亦无界定“道统”涵义之事，在《中庸序》中更无所区分“道统”与“道学”，至少没有余先生所断定的那种区分，这一论断可谓建立在流沙之上，是全盘不能成立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朱熹思想中确实有这样的区别，倒是令人大惑不解之事。试问，朱熹为何不将这一区别明白说出，而要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乃至在同一篇文献中都自相矛盾？若说是担心政治迫害的“隐微书写”，则朱熹明明以其他的用语在文集语录中表达了“两个历史阶段”区分，难道彼时就不无忧虑？且前人、后人（如黄幹，刘宗周）亦以不同方式拈出这一区别，朱熹又何为而隐微其辞？并且，如果八百年来绝大多数读者都看不出来这一点，少数看出来的几个也同样要隐藏之，直到“批判君权”已经成为合法话语的今天才由余先生钩沉发隐，大白于天下，这种隐语又有何意义可言？是否在丝毫意义上有助于后世儒学家限制君权乃至得君行道？恐怕答案都是否定的。
那么，朱熹对于“道统”和“道学”的用法是否真的完全随机，并无任何差异呢？当然也不是这样，在朱熹文集中，“道统”一词只不过出现了九次。“道学”却出现了数十次，多指宋代的理学，这中间的差别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这两个词的用法肯定存在着侧重的不同：首先，“道统”多少有“正统”之意，较为郑重严谨，几乎只能指尧舜周孔等“大圣人”，用于指近代人只有周敦颐和二程；而“道学”则较为宽松广泛，要求略低，一些较次要或有些“异端”倾向的学者和思想家，如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等，未必谈得上承继“道统”，但是算是“道学”则无问题（《宋史·道学传》将许多重要理学人物排除在“道学”之外，乃出于道学内部的门户之见，与朱熹时不同）。第二，“道学”又有“学问”，“学术”之意，多少要有一套成体系的话语系统，才能称为“学”，而上古圣王的“心传”， 只是片言只语，至多不过三五句话，未免质朴太过，要称为“学”多少有些牵强，故“道学”之为“学”，只能从孔子以后算起。第三，“道学”于淳熙、绍熙间多受攻击，后来成为庆元党禁的对象，其意义与侧重又有微妙的变化，在此不能详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发现余先生所赋予“道统”的那个特别意义。虽然不同历史阶段的区分肯定存在，但是这一点也不能证明余先生将其视为一种附加于“道统”与“道学”之上的“微言大义”的特殊阐释。
当然，余先生的这个失误未必直接影响该书下文的许多重要论断，但是其中的关系究竟如何，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如果“道统”和“道学”一样，都是侧重于指“内圣”的方面，那么朱熹之阐明“道体”，其政治用意或者就不如余先生所认为的那么明显（“批判君权”，第23页），对于朱熹思想中的“价值世界”与“历史世界”之关系可能也需要重新建构；又如，如果《序》中并无如此多的“微言大义”，那么余先生对于朱熹的写作方式的判断可能就有相当偏差，对于其他文献的解读或者也存在类似问题……勿庸讳言，虽然有关的评论文字已经出了不少，但是我们现在仍然缺乏对这部里程碑式的巨著的全面、认真、精细的批判，本文希望在此方面起到一点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附：“道统”源流考
上文完成后，笔者尚觉意犹未尽，以为虽驳余氏新说，可为定谳，然而反复之后，似乎又回到原点，未有进一步发明。于是又花了一些时间查考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