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章句序》中的“道统”与“道学” ——对《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一点质疑(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质性的罪名。陈公辅认为圣人之道著在书中，人人可见，没有什么私相授受的秘旨可言。可以断定，如果当时已经有确定的“道统”之名，陈公辅是不会不提出来作为攻击的对象的。可知当时但有“道统”之实而无其名。
但是无论如何，“道统”本身，特别其在北宋的传承已经引起了反对者的高度注意与严重不满。高宗批复曰：
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览臣僚所奏，深用怃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同上）
按，学者以孔孟为师，本是常理。高宗此次拈出，却有特别的用意，并非泛语。“以孔孟为师”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从孔孟的著作中知“道”，而不必听信“道学”的解释。这实际上就打破了道学利用“轲传颐”的传承之说对于孔孟之“道”正解的垄断。则道学的优越地位就此丧失。故而高宗此谕，看起来不偏不倚，实际上却伤到了道学的根本。所以胡安国上疏抗议说：
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同上书，卷一百八）
高宗虽未明禁程学，但是上谕之中已经表明态度，所以其效果也相当于禁止程学。所以胡安国论证说，孔孟之道与程颐之学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并且只有通过程氏之学才可能真正了解孔孟之道。所以要学者以孔孟为师而不师二程无异于自相矛盾。当然，胡安国这套说法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程学就是孔孟唯一的“门户”，对于反对者的异议并不构成正面反驳。但这也不只是空洞的说辞，其中“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一句尤为要紧。这句话其实是暗示程学对于其反对派的理论优势，而反对者只有用“中庸”的口号来掩饰自己的不学无术。
这样我们看到，道学家与反对派的交锋，其焦点就在于“道统”或道的传承的问题上：到底二程等人是否是孔孟之道的传人？这种注意力的转移势必会进一步凸现这一传承谱系的意义，以至最后将其固定为一个确定的“道统”。
那么道统之名起于何时呢？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道统”条：
“道统”二字，始见李元纲《圣门事业图》，其第一图曰“传道正统”，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书成于乾道壬辰，与朱文公同时。
“乾道壬辰”为公元1170年，故按钱氏之说，“道统”一词远在朱熹最早的使用记录（1179）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且针对的是二程上承孟子的问题。按，《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亦引此条，但以为“钱说虽得其意，未得其言”（16），即以“传道正统”字面上并非“道统”。实则“传道正统”正是“道统”的扩展和确诂，但若承认这一点，则可推翻余英时先生的论证，故而余先生将其排斥在外。
实际上，严格的、字面上的“道统”一词的出现尚较钱氏的论断为早。前文引《朱子语类》云：“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条记于朱子晚年，可见其时关于“道统”之传承正庶，已有相当热烈的讨论。以理而论，“道统”一词的出现，当更远在此前。这一点从朱子之前或同时的若干材料中可窥见些许蛛丝马迹：
刘才邵《檆溪居士集》卷八《乞颁圣学下太学劄子》：
唐虞三代之盛，见于诗书之所传，率由此道。其后去圣既远，无所折衷，异论肆行，而道统益微。
李流谦《澹斋集》卷十一《上张和公书》：
至于承列圣之道统，振千载之绝学，中和之功，皇极之用，位天地而育万物者，盖未可以笔舌授而传闻得也。
考作者生平，二文当皆作于南宋初年，刘、李皆文士，与道学异。此处所用之“道统”，容或有文饰之意味，但其大意已经颇为接近于后来理学家的意义。其来由虽不能详考，然而其表述由韩愈以来诸子的论断演变而来，自不待言。
与上述零星提及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周必大在写于庆元元年（1195）的《范成大神道碑》（《文忠集》卷六十一）中所记载的，乾道五年（1169）间范成大和孝宗之间的一段问答：
[孝宗]尝谕公：“朕治心养性，以求知道。”公曰：“知道莫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其静而圣，存心养性是也，动而王，治天下、国家是也。汉、唐之君，功业固有之，道统则无传焉。”上嘉奖数四。
这里所记虽然过于简略，但是大意总算清楚：“道”是内圣外王的结合，但更偏重于存心养性的内圣方面。汉唐之君之所以未能传得“道统”，不在于其没有“治天下国家”的功业，而在于丧失了性理之学的传承。就此我们可以断定：范成大所用的“道统”一词，已经完全是在理学家的意义上了。但由于是和皇帝的交谈，多少也要和“治统”拉上点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段君臣对答没头没尾，多少有些奇怪。也不知道范成大的用意是什么，孝宗嘉奖的又是什么。其中尚有隐情。在此略分说一二。《宋史·孝宗纪》：
六月己酉，听读资善堂，以徽猷阁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赞读，高宗命帝见冲、震皆拜。
孝宗童年时的启蒙老师是范冲、朱震（后来又有尹惇、胡安国等人）。范冲是程颐门人，朱震是谢良佐弟子，程颐的再传弟子，具载《宋元学案》。则孝宗所受教育有相当大的理学成分可知。孝宗之“治心养性”，虽然未尝没有禅学意味，但一定也有其理学背景。故而范成大也用“道统”说来回答。接着“道统则无传”之后，肯定就要说到当代的“道统之传”才算是切入正题，否则光说一句“道统无传”，根本不能说是回答或建议，孝宗又岂会赞赏。范成大虽然并非理学中人，但是与理学人士也颇有交往（如周必大、吴儆、吴琚，后二人见《宋元学案》卷五十三、卷七十一），谈到近代理学是完全可能的。惟其文集不传，故而其思想旨趣不能尽知。而周必大隐讳其词的原因，当是由于庆元党禁的缘故，自己也在黑名单上，不便公然提到道学或二程的名目。所以不得不截头去尾，使得我们难以了解其对话的具体内容。
另外，张栻文集中保存的一条蜀中学者陈概（字平甫）对他的建议，更可以看出十二世纪六七十年代间理学家对于“道统”的理解。《南轩集》卷三十《答陈平甫》引陈概书云：
欲请足下本六经、《语》、《孟》遗意，将前所举十四圣人概为作传，系以道统之传，而以国朝濂溪、河南、横渠诸先生附焉。洙泗门人至两汉以下及国朝程门诸贤，凡有见于道，有功于圣门者，各随所得，表出其人，附置传末，著成一书。
按，此处的表述较范成大之语更为具体详明，可以断定完全是在后世的意义上。虽“十四圣人”不知具体何指，然而最后一位必为孟子无疑。“而以国朝濂溪、河南、横渠诸先生附焉”，乃是直接上继“道统之传”，这与下面将其他一些儒者“附置传末”，轻重处置是完全不同的。陈概欲以北宋诸子上继道统，其意明甚。那么这封信作于何时呢？陈概曾向张栻问学，亦被归于张栻门下,然其学则另有渊源，非得之张栻，观《南轩集》卷二十六《答陈平甫》可知。张、陈书信往还不知具体何年。然观张栻信中“猥以戆言，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误被简遇，遂得执经入侍……而学力不充，迄亡毫发之补，归來惟自省厉”之语，当知写信时间大致为乾道七年（1171）或其后不久，张栻罢宫中侍讲之后事。
另外从吕祖谦在太学中的一次策问，亦可看出当时学者讨论的兴趣：
问：统大道之传者，万世所共宗也。为子为孙，言其父祖之谱牒，昭舛穆讹，则必得不克负荷之诮。以学者自名，而吾道之谱牒阙然不讲，陋孰甚焉！故愿与诸君订之。（《东莱集·外集》，卷二）
“统大道之传”即是“道统之传”，表述上稍有不同。以下吕祖谦提的问题包括，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似乎直接继承文王，则武王、周公位置往哪里摆？孟子论传道，何以仅到孔子为止，不包括颜子、曾子？韩愈说“轲死不得其传”,为何有时又自诩传人？等等，大都是“道统史”上有名的难题。据其
但是无论如何，“道统”本身，特别其在北宋的传承已经引起了反对者的高度注意与严重不满。高宗批复曰：
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览臣僚所奏，深用怃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同上）
按，学者以孔孟为师，本是常理。高宗此次拈出，却有特别的用意，并非泛语。“以孔孟为师”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从孔孟的著作中知“道”，而不必听信“道学”的解释。这实际上就打破了道学利用“轲传颐”的传承之说对于孔孟之“道”正解的垄断。则道学的优越地位就此丧失。故而高宗此谕，看起来不偏不倚，实际上却伤到了道学的根本。所以胡安国上疏抗议说：
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同上书，卷一百八）
高宗虽未明禁程学，但是上谕之中已经表明态度，所以其效果也相当于禁止程学。所以胡安国论证说，孔孟之道与程颐之学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并且只有通过程氏之学才可能真正了解孔孟之道。所以要学者以孔孟为师而不师二程无异于自相矛盾。当然，胡安国这套说法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程学就是孔孟唯一的“门户”，对于反对者的异议并不构成正面反驳。但这也不只是空洞的说辞，其中“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一句尤为要紧。这句话其实是暗示程学对于其反对派的理论优势，而反对者只有用“中庸”的口号来掩饰自己的不学无术。
这样我们看到，道学家与反对派的交锋，其焦点就在于“道统”或道的传承的问题上：到底二程等人是否是孔孟之道的传人？这种注意力的转移势必会进一步凸现这一传承谱系的意义，以至最后将其固定为一个确定的“道统”。
那么道统之名起于何时呢？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道统”条：
“道统”二字，始见李元纲《圣门事业图》，其第一图曰“传道正统”，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书成于乾道壬辰，与朱文公同时。
“乾道壬辰”为公元1170年，故按钱氏之说，“道统”一词远在朱熹最早的使用记录（1179）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且针对的是二程上承孟子的问题。按，《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亦引此条，但以为“钱说虽得其意，未得其言”（16），即以“传道正统”字面上并非“道统”。实则“传道正统”正是“道统”的扩展和确诂，但若承认这一点，则可推翻余英时先生的论证，故而余先生将其排斥在外。
实际上，严格的、字面上的“道统”一词的出现尚较钱氏的论断为早。前文引《朱子语类》云：“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条记于朱子晚年，可见其时关于“道统”之传承正庶，已有相当热烈的讨论。以理而论，“道统”一词的出现，当更远在此前。这一点从朱子之前或同时的若干材料中可窥见些许蛛丝马迹：
刘才邵《檆溪居士集》卷八《乞颁圣学下太学劄子》：
唐虞三代之盛，见于诗书之所传，率由此道。其后去圣既远，无所折衷，异论肆行，而道统益微。
李流谦《澹斋集》卷十一《上张和公书》：
至于承列圣之道统，振千载之绝学，中和之功，皇极之用，位天地而育万物者，盖未可以笔舌授而传闻得也。
考作者生平，二文当皆作于南宋初年，刘、李皆文士，与道学异。此处所用之“道统”，容或有文饰之意味，但其大意已经颇为接近于后来理学家的意义。其来由虽不能详考，然而其表述由韩愈以来诸子的论断演变而来，自不待言。
与上述零星提及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周必大在写于庆元元年（1195）的《范成大神道碑》（《文忠集》卷六十一）中所记载的，乾道五年（1169）间范成大和孝宗之间的一段问答：
[孝宗]尝谕公：“朕治心养性，以求知道。”公曰：“知道莫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其静而圣，存心养性是也，动而王，治天下、国家是也。汉、唐之君，功业固有之，道统则无传焉。”上嘉奖数四。
这里所记虽然过于简略，但是大意总算清楚：“道”是内圣外王的结合，但更偏重于存心养性的内圣方面。汉唐之君之所以未能传得“道统”，不在于其没有“治天下国家”的功业，而在于丧失了性理之学的传承。就此我们可以断定：范成大所用的“道统”一词，已经完全是在理学家的意义上了。但由于是和皇帝的交谈，多少也要和“治统”拉上点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段君臣对答没头没尾，多少有些奇怪。也不知道范成大的用意是什么，孝宗嘉奖的又是什么。其中尚有隐情。在此略分说一二。《宋史·孝宗纪》：
六月己酉，听读资善堂，以徽猷阁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赞读，高宗命帝见冲、震皆拜。
孝宗童年时的启蒙老师是范冲、朱震（后来又有尹惇、胡安国等人）。范冲是程颐门人，朱震是谢良佐弟子，程颐的再传弟子，具载《宋元学案》。则孝宗所受教育有相当大的理学成分可知。孝宗之“治心养性”，虽然未尝没有禅学意味，但一定也有其理学背景。故而范成大也用“道统”说来回答。接着“道统则无传”之后，肯定就要说到当代的“道统之传”才算是切入正题，否则光说一句“道统无传”，根本不能说是回答或建议，孝宗又岂会赞赏。范成大虽然并非理学中人，但是与理学人士也颇有交往（如周必大、吴儆、吴琚，后二人见《宋元学案》卷五十三、卷七十一），谈到近代理学是完全可能的。惟其文集不传，故而其思想旨趣不能尽知。而周必大隐讳其词的原因，当是由于庆元党禁的缘故，自己也在黑名单上，不便公然提到道学或二程的名目。所以不得不截头去尾，使得我们难以了解其对话的具体内容。
另外，张栻文集中保存的一条蜀中学者陈概（字平甫）对他的建议，更可以看出十二世纪六七十年代间理学家对于“道统”的理解。《南轩集》卷三十《答陈平甫》引陈概书云：
欲请足下本六经、《语》、《孟》遗意，将前所举十四圣人概为作传，系以道统之传，而以国朝濂溪、河南、横渠诸先生附焉。洙泗门人至两汉以下及国朝程门诸贤，凡有见于道，有功于圣门者，各随所得，表出其人，附置传末，著成一书。
按，此处的表述较范成大之语更为具体详明，可以断定完全是在后世的意义上。虽“十四圣人”不知具体何指，然而最后一位必为孟子无疑。“而以国朝濂溪、河南、横渠诸先生附焉”，乃是直接上继“道统之传”，这与下面将其他一些儒者“附置传末”，轻重处置是完全不同的。陈概欲以北宋诸子上继道统，其意明甚。那么这封信作于何时呢？陈概曾向张栻问学，亦被归于张栻门下,然其学则另有渊源，非得之张栻，观《南轩集》卷二十六《答陈平甫》可知。张、陈书信往还不知具体何年。然观张栻信中“猥以戆言，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误被简遇，遂得执经入侍……而学力不充，迄亡毫发之补，归來惟自省厉”之语，当知写信时间大致为乾道七年（1171）或其后不久，张栻罢宫中侍讲之后事。
另外从吕祖谦在太学中的一次策问，亦可看出当时学者讨论的兴趣：
问：统大道之传者，万世所共宗也。为子为孙，言其父祖之谱牒，昭舛穆讹，则必得不克负荷之诮。以学者自名，而吾道之谱牒阙然不讲，陋孰甚焉！故愿与诸君订之。（《东莱集·外集》，卷二）
“统大道之传”即是“道统之传”，表述上稍有不同。以下吕祖谦提的问题包括，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似乎直接继承文王，则武王、周公位置往哪里摆？孟子论传道，何以仅到孔子为止，不包括颜子、曾子？韩愈说“轲死不得其传”,为何有时又自诩传人？等等，大都是“道统史”上有名的难题。据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