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就成为争议的焦点。而具体的“道”的性质问题反而还在其次。 

在韩愈那里，问题的关键和讨论的重点在于“道”本身，道的传承系统只是凸现“道”的历史渊源的一种方式，其权威来自于公认的先王先圣之道本身。而在宋儒那里，“道”虽然原则上仍然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与反对派交锋的前哨和焦点已经转移到了“道”的传承上（尤其是在现当代的传人），只有先确立了这一层关系，才能谈“道”的具体内容。这一关注焦点的转移本身就要求以一种更确定、更严格的方式命名和定义这一传承系统。 

而与此同时，由于周程诸子的学术和德行并未得到普遍承认（周敦颐长期被忽视，二程引起的反感更多），因此情况就转变成，不是公认的圣贤赋予道的传承谱系以合法性和权威，相反，倒是这一拟定的传承谱系赋以周、程等“道之传人”以合法性和权威。为此，就有为之“正名”的绝对必要。只有确立了意味着“正统”的“道统”的名目，才能顺利成章地将宋儒与先王先圣直接联系起来。也只有借颇有“教外别传”意味的“道统”之名——而非其反对者也同样尊崇的先王先圣本人——道学家们才能够相对其反对者取得理论优势。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在上文所举的“道统”一词的早期使用中，其侧重点大都在诸宋儒的地位确立方面。李元纲《圣门事业图》，第一图“传道正统”，即以二程继孟子，则“正统”二字着落在二程上显然可知；范成大对孝宗的建议，虽然未明白写出，其意也在北宋以来的道学之上，上文已分析；陈平甫请张栻为诸圣贤作传，“系以道统之传”，古圣先王，人所共知，为之作传并无多大意义，重点还是在“国朝濂溪、河南、横渠诸先生”上；朱熹多次用“道统”一词确立周敦颐的道学开山地位，已见前文所引；其《沧州精舍告先圣文》系统叙述道统之传承，最后也归结到北宋诸子“俾我后人，如夜复旦”之上。另外偶有谈到曾子、子贡孰承正统的问题，也是因为宋学之中有反程朱的派别，进而上升到对思孟学派正统性的怀疑（如永嘉学派的叶适），并非随口闲谈，而仍然是从两宋道学自身的正统性出发的；《中庸序》如上文所说，重点也在于宋儒是否“得不传之绝学”的问题。甚至杨万里写“道统到吾侪”，也是以戏谑的方式讲当代的“道统”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的《孟子集注》，在解释上引卒章意义的时候写到： 

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 

这段话后则接着抄录了程颐的《明道先生墓表》，以呼应于这里所说的“俟后圣于无穷”，于是孟子的话就相当于为二程作预言。其实，至少从字面来说，看不出孟子有这个意思（赵岐注、焦循“正义”皆以此为孟子欲本人“行道”之言，焦循且讥“道统说”为“失孟子之教”，见焦循《孟子正义》），却是朱熹要借孟子之言确立宋儒继承道统的正当性。这里朱熹有一个很微妙的表述，“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因此从孟子到周程仍然是一个先圣主动的“传”（而非后人单纯的“私淑”），只不过不是“实传”而是“虚传”。因此从理论上，就解决了韩愈以来隔世相传是否可能的问题。先圣有意于传道，后人只要符合某些标准（当然是道学或理学自身的标准）就可以传得此道，也就相当于得先圣的亲传了。 

进一步来说，既然有先圣本人的意向在其中，就有一个是否为先圣所属意的传人的问题，因此，所传的也不仅仅是中立、客观的“道”，而同时也是，甚至更是代表先圣意志（同时自然也是“天命”）的“统”。朱熹的弟子黄幹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勉斋集》卷三）中将这一层意思发挥的很清楚，文繁不录。其中最常见的句式是“至某圣则曰……此某圣之所以得统于某圣也”，到了这一步，不但“道”已经对象化为某些抽象的教义，甚至“道”本身也是次等的了，重要的是能不能通过这个“道”而“得统”。“道统”不再是一种亲知圣贤的关系，也不是道的传承谱系本身，而竟然就是被传授的东西！ 

综上所说，“道统”一词的出现，在于其“正统”意义为人所重，而这一点只有放在两宋的政治学术环境中、相对于关洛濂闽的“道学”才有针对性。因此，与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完全相反，“道统”不但不是指尧舜三代的内外合一之“创业垂统”，也不是泛泛指道的传承而言，而是特别针对宋代道学提出的、使得道学能够上承先秦“圣学”的一个概念。当然，宋末以来，程朱等人并列圣贤，反对派（如王学、蜀学、永嘉学派等）早已销声匿迹，政治历史环境大不相同，此后“道统”即成为概指道之传承的泛称，随着理学内部的分化与对立，其意义或者又有微妙变化，在此不必详论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