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章句序》中的“道统”与“道学” ——对《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一点质疑(6)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年谱》（见《东莱集·附录》卷一），此次策问当在乾道六年（1170）。可见其时“道统”本身已经成为包括一般太学生在内的士人所关注的对象，而且更被形象化为一种“谱牒”或“图式”。我们注意到，“道统”二字在理学文献中几次最早的出现，范成大的对答，陈概的建议、吕祖谦的问题、李元纲的图表，以及朱熹提到“道学……继孔孟不传之统”，全部出现在1170年前后，但其中表述尚略有不同，或称“道统之传”，或称“统大道之传”，或称“传道正统”。这可能表明，“道统”一词其时正在迅速成形中，但尚未最终确定。
十一年以后，即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去世。同道悼念诗文中“道统”一词多见，如“道统传千载，儒风振一时”，“道统谁传授，源流易失真，滔滔皆四海，亹亹独斯人。”“先生之学，道统正传”等等。其他如“当道学缺裂之余，而欲起千载浸衰之统”等间接的表述更不胜枚举。（参看《东莱集·附录》卷二、卷三）可以肯定，八十年代以后，“道统”一词及其意义已经完全确立了。这和余英时先生认为的，淳熙八年朱熹才刚刚用“道统”一词，且其意义尚不确定，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最后，杨万里有几句有趣的小诗，颇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时关于“道统”的说法已成为老生常谈：《诚斋集》卷十一《惠泉酒熟》中写到：
酒圣凡五传，道统到吾侪。谁云孟氏醇，轲死不传来。
杨万里与朱熹同时，虽以诗名，理学修养也很深厚。戏以“道统之传”、“孟氏醇”（语出韩愈《读荀》）等道学常言化用入咏酒的诗中。信手拈来，可见“道统”一词，当时已经进入倾向道学之士人的日常语言之中。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至晚到十二世纪七八十年代，“道统”一词已经确立，并且即是指孟、韩以来设定的道的传承谱系而言。这比余英时先生所认定的，直到朱熹的弟子黄幹才确立的说法（《朱熹的历史世界》，16），至少要早三四十年。从二程以自身系“道统（此时尚未有道统一词）”，至“道统”一词意义的完全确立，此为道统说演进的第五个阶段。后来朱熹、黄幹等系统整理“道统”的渊源，已经是在这一观念确立之后，研究道统传承中的具体问题，不能与此混为一谈。
三、“道统”一词出现的历史背景
当然，就“道统”一词的确立而言，早几十年晚几十年同样是“历史一瞬间”，并无多大意义，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一“新词”确立背后的观念史意义。
就“道统”一词而言，相关的基本所指到了二程已经确立，这个词本身由谁先提出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没有决定意义。有决定意义的是使得它得以确立和流行的思想机制。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直到这个时候，“道统”一词才出现呢？为什么不是在韩愈或二程之时就已经提出？而使得这个词一旦出现就迅速流行且在观念史上扎下牢固根基的机制和动力又是什么呢？
关于为什么在孟子、韩愈乃至二程那里没有“道统”一词，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根本没有“道统”观念本身。我们注意到，在孟子那里首先不存在一个作为传授教义的、对象化了的“道”，任何人“闻见知之”都可能成圣，重要的是与“前圣”的关系，而非是否掌握了一个抽象的“道”；其次，虽然大致有一个时间序列，但是线索仍然是多重的，并没有一脉单传的“正统”。而在韩愈那里，虽然对象化的“道”和一脉单传的统绪已经确立，但是“某传某”只是“列圣”之间的关系，这一传承关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来源于历代圣贤自身的德性和成就，而后者则是文化传统中所公认的。韩愈并没有必要专门提出“道统”一词来指称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联系到《原道》一文的语境，该文本是为“辟佛”而作，只要确定“道”的传承是在华夏内部的大圣大贤之间进行，而与夷狄无关就可以了，这里主要是夷夏之辩的问题，而不是正统与旁支的问题。
但是到了宋儒情况又不一样。他们第一次明确地将“道”的传承延续到了当代（周敦颐、二程、朱熹）。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对支持者来说，由于在自己所服膺的新学说和新人物与上古以来的圣贤以及亘古不变的“道”之间建立了神圣的联系，能够极大地增强内部的信心和凝聚力，甚至激发出类似宗教狂热的情感；另一方面，对反对者来说，面对这样的话语垄断，自不免引起极大反感与争议，如上引的陈公辅上疏就很好地同时反映出这两方面。又如半个世纪后，陈亮在甲辰年（1184）所作的《钱叔因墓志铭》中说：
又以为洪荒之初，圣贤继作，道统日以修明，虽时有治乱，而道无一日不在天下也。而战国秦汉以来，千五百年之间，此道安在？而无一人能识其用，圣贤亦不复作，天下乃赖人之智力以维持，而道遂为不传之妙物，儒者又何从而得之，以尊其身而独立於天下？（《龙川集》卷二十八）
陈亮其时正在与朱熹的激烈论战中，故而在故友的墓志铭中也不免牵扯此事（上文还有关于自己和朱熹关系的说明）。陈亮的诘问是：你们凭什么就认为自己才得了道的“真传”，而古人（包括其他人）都只是“智力维持”？
如果说这里的措辞还比较温和的话，在第二年秋给朱熹的信中，陈亮表达得更加露骨和激愤：
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长在，只是这些子殄灭不得者，便以为古今秘宝，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划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而谓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无，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绝者仅如缕耳。（《乙巳又书》，《龙川集》卷二十）
这段话是回复朱熹来信中这一段论述：
夫尧、舜、禹之所以相传者既如此矣，至於汤、武则闻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传之颜渊、曾参者，此也；曾子之所以传之子思、孟轲者，亦此也。（中略）此其相传之妙，儒者相与谨守而共学焉。以为天下虽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没，而世不复知有此学。（《答陈同甫》第八书，《晦庵集》卷三十六）
朱陈之辩自然有极为丰富复杂的思想史内涵，此不具论。这里我只想指出的是，无论如何，陈亮几乎从未正面反驳过朱熹关于“道”的描述。基本上，陈亮并非不同意朱熹所认为的“道体”的性质（他本人也是北宋诸子的崇拜者）；但是分歧在于陈亮不同意存在着一个“道统”，他认为同样的“道”实际上也被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所认识，而非中断二千年后被周、程所重续。并且，在关于道统的讨论中，情况看起来也是不对称的：朱熹谈的是孟子以上的情况，而陈亮攻击的则是当代理学中人（实际上也包括朱熹本人）的行径。但是二者谈的仍然是同一回事。一方面，朱熹不可能公然自诩道统传人，而只有通过大谈三代孔孟表达自己的取向；另一方面，陈亮也不便或不愿攻击古代的圣贤没有道统传承，而只能表示对当代人自高身价的厌恶。余英时先生指出此书是《中庸序》中“道统论述”的“底本”（《朱熹的历史世界》，第22页），诚然如是。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意义与余先生的论断大相径庭。实际上这恰恰表明了“道统”一词的出现是针对北宋以来的道学本身是否是“正统”的问题，而不是出于对三代政治的理想化。朱熹虽说“自孟子既没，而世不复知有此学”，隐含的意思其实是“自周程诸先生出以至于余，而此道复明”，这样才能和陈亮的回复相接。
这里关键的是“我们得道者”同“他们一般人”的区别。过去历史中的传承关系，即使有的话，也不能保证“我们”的“得道”，在这里，需要的是一种更高位的，使得这种传承关系本身就成为神圣的东西，这就是“道统”。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神圣性逐渐上移的过程：从圣人的神圣性，到“道”的神圣性，最后到道的传承关系本身的神圣性。可见，此时“道统”之有无是
十一年以后，即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去世。同道悼念诗文中“道统”一词多见，如“道统传千载，儒风振一时”，“道统谁传授，源流易失真，滔滔皆四海，亹亹独斯人。”“先生之学，道统正传”等等。其他如“当道学缺裂之余，而欲起千载浸衰之统”等间接的表述更不胜枚举。（参看《东莱集·附录》卷二、卷三）可以肯定，八十年代以后，“道统”一词及其意义已经完全确立了。这和余英时先生认为的，淳熙八年朱熹才刚刚用“道统”一词，且其意义尚不确定，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最后，杨万里有几句有趣的小诗，颇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时关于“道统”的说法已成为老生常谈：《诚斋集》卷十一《惠泉酒熟》中写到：
酒圣凡五传，道统到吾侪。谁云孟氏醇，轲死不传来。
杨万里与朱熹同时，虽以诗名，理学修养也很深厚。戏以“道统之传”、“孟氏醇”（语出韩愈《读荀》）等道学常言化用入咏酒的诗中。信手拈来，可见“道统”一词，当时已经进入倾向道学之士人的日常语言之中。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至晚到十二世纪七八十年代，“道统”一词已经确立，并且即是指孟、韩以来设定的道的传承谱系而言。这比余英时先生所认定的，直到朱熹的弟子黄幹才确立的说法（《朱熹的历史世界》，16），至少要早三四十年。从二程以自身系“道统（此时尚未有道统一词）”，至“道统”一词意义的完全确立，此为道统说演进的第五个阶段。后来朱熹、黄幹等系统整理“道统”的渊源，已经是在这一观念确立之后，研究道统传承中的具体问题，不能与此混为一谈。
三、“道统”一词出现的历史背景
当然，就“道统”一词的确立而言，早几十年晚几十年同样是“历史一瞬间”，并无多大意义，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一“新词”确立背后的观念史意义。
就“道统”一词而言，相关的基本所指到了二程已经确立，这个词本身由谁先提出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没有决定意义。有决定意义的是使得它得以确立和流行的思想机制。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直到这个时候，“道统”一词才出现呢？为什么不是在韩愈或二程之时就已经提出？而使得这个词一旦出现就迅速流行且在观念史上扎下牢固根基的机制和动力又是什么呢？
关于为什么在孟子、韩愈乃至二程那里没有“道统”一词，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根本没有“道统”观念本身。我们注意到，在孟子那里首先不存在一个作为传授教义的、对象化了的“道”，任何人“闻见知之”都可能成圣，重要的是与“前圣”的关系，而非是否掌握了一个抽象的“道”；其次，虽然大致有一个时间序列，但是线索仍然是多重的，并没有一脉单传的“正统”。而在韩愈那里，虽然对象化的“道”和一脉单传的统绪已经确立，但是“某传某”只是“列圣”之间的关系，这一传承关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来源于历代圣贤自身的德性和成就，而后者则是文化传统中所公认的。韩愈并没有必要专门提出“道统”一词来指称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联系到《原道》一文的语境，该文本是为“辟佛”而作，只要确定“道”的传承是在华夏内部的大圣大贤之间进行，而与夷狄无关就可以了，这里主要是夷夏之辩的问题，而不是正统与旁支的问题。
但是到了宋儒情况又不一样。他们第一次明确地将“道”的传承延续到了当代（周敦颐、二程、朱熹）。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对支持者来说，由于在自己所服膺的新学说和新人物与上古以来的圣贤以及亘古不变的“道”之间建立了神圣的联系，能够极大地增强内部的信心和凝聚力，甚至激发出类似宗教狂热的情感；另一方面，对反对者来说，面对这样的话语垄断，自不免引起极大反感与争议，如上引的陈公辅上疏就很好地同时反映出这两方面。又如半个世纪后，陈亮在甲辰年（1184）所作的《钱叔因墓志铭》中说：
又以为洪荒之初，圣贤继作，道统日以修明，虽时有治乱，而道无一日不在天下也。而战国秦汉以来，千五百年之间，此道安在？而无一人能识其用，圣贤亦不复作，天下乃赖人之智力以维持，而道遂为不传之妙物，儒者又何从而得之，以尊其身而独立於天下？（《龙川集》卷二十八）
陈亮其时正在与朱熹的激烈论战中，故而在故友的墓志铭中也不免牵扯此事（上文还有关于自己和朱熹关系的说明）。陈亮的诘问是：你们凭什么就认为自己才得了道的“真传”，而古人（包括其他人）都只是“智力维持”？
如果说这里的措辞还比较温和的话，在第二年秋给朱熹的信中，陈亮表达得更加露骨和激愤：
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长在，只是这些子殄灭不得者，便以为古今秘宝，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划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而谓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无，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绝者仅如缕耳。（《乙巳又书》，《龙川集》卷二十）
这段话是回复朱熹来信中这一段论述：
夫尧、舜、禹之所以相传者既如此矣，至於汤、武则闻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传之颜渊、曾参者，此也；曾子之所以传之子思、孟轲者，亦此也。（中略）此其相传之妙，儒者相与谨守而共学焉。以为天下虽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没，而世不复知有此学。（《答陈同甫》第八书，《晦庵集》卷三十六）
朱陈之辩自然有极为丰富复杂的思想史内涵，此不具论。这里我只想指出的是，无论如何，陈亮几乎从未正面反驳过朱熹关于“道”的描述。基本上，陈亮并非不同意朱熹所认为的“道体”的性质（他本人也是北宋诸子的崇拜者）；但是分歧在于陈亮不同意存在着一个“道统”，他认为同样的“道”实际上也被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所认识，而非中断二千年后被周、程所重续。并且，在关于道统的讨论中，情况看起来也是不对称的：朱熹谈的是孟子以上的情况，而陈亮攻击的则是当代理学中人（实际上也包括朱熹本人）的行径。但是二者谈的仍然是同一回事。一方面，朱熹不可能公然自诩道统传人，而只有通过大谈三代孔孟表达自己的取向；另一方面，陈亮也不便或不愿攻击古代的圣贤没有道统传承，而只能表示对当代人自高身价的厌恶。余英时先生指出此书是《中庸序》中“道统论述”的“底本”（《朱熹的历史世界》，第22页），诚然如是。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意义与余先生的论断大相径庭。实际上这恰恰表明了“道统”一词的出现是针对北宋以来的道学本身是否是“正统”的问题，而不是出于对三代政治的理想化。朱熹虽说“自孟子既没，而世不复知有此学”，隐含的意思其实是“自周程诸先生出以至于余，而此道复明”，这样才能和陈亮的回复相接。
这里关键的是“我们得道者”同“他们一般人”的区别。过去历史中的传承关系，即使有的话，也不能保证“我们”的“得道”，在这里，需要的是一种更高位的，使得这种传承关系本身就成为神圣的东西，这就是“道统”。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神圣性逐渐上移的过程：从圣人的神圣性，到“道”的神圣性，最后到道的传承关系本身的神圣性。可见，此时“道统”之有无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