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运动、变易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归根结蒂，其动因仍为“几”。船山称为“和合之动几”。他说：“升降飞扬，乃二气和合之动几，虽阴阳未形，而已全具殊质矣”〔64〕。在船山的哲学体系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尽管“和合之动几”的形式纷纭，但较为突出，讲得最多的还是“ｙīｎ＠②ｙùｎ＠③”，并以ｙīｎ＠②ｙùｎ＠③作为如何和合的具体形式或形态。
“ｙīｎ＠②ｙùｎ＠③”，船山规定为：“ｙīｎ＠②ｙùｎ＠③，二气交相入而包孕以运动之貌”〔65〕。“包孕”一词既形象又贴切，它犹如阴阳二气孕育于母胎之中，ｙīｎ＠②ｙùｎ＠③使胎儿成长。十月孕育，分娩为新生儿，即新生命的降生，这便和合而生。“ｙīｎ＠②ｙùｎ＠③不息，为敦化之本”〔66〕。敦化指“天地ｙīｎ＠②ｙùｎ＠③，万物化醇”的敦化。ｙīｎ＠②ｙùｎ＠③不息作为天地、男女等阴阳万物化醇、化生的本性，是对于ｙīｎ＠②ｙùｎ＠③价值的提升。
船山对于如何和合的具体形式的追寻，并非从和合之外去追寻，而是从和合中去追寻。“太虚即气，ｙīｎ＠②ｙùｎ＠③之本体，阴阳合于太和”〔67〕。这里“ｙīｎ＠②ｙùｎ＠③之本体”，亦可称为“ｙīｎ＠②ｙùｎ＠③太和之真体”〔68〕。ｙīｎ＠②ｙùｎ＠③与太和不可分离，“ｙīｎ＠②ｙùｎ＠③太和，合于一气，而阴阳之体具于中矣”〔69〕。阴阳之体具于太和之中。阴阳虽具于太和之中，但是一种未分的浑沌的状态，“ｙīｎ＠②ｙùｎ＠③，太和未分之本然”〔70〕。这种未分的本然可以与“至诚体太虚至和之实理，与ｙīｎ＠②ｙùｎ＠③未分之道通一不二”〔71〕。这样太虚、实理与道因ｙīｎ＠②ｙùｎ＠③而圆融。
和合即太和，是ｙīｎ＠②ｙùｎ＠③所达到的境界，亦是船山的终极的存有，也是其形上学存有的一种状态。它既存在于“未有形器之先”的太和未分的本然状态之中；亦存在于“既有形器之后”的阴阳已分，万殊形象已具的事物之中。它是既不被形器所限定、规定，而又不离形器的存有。太和的“未有形器之先”，和合是其固有本性，因此，“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和合不因形器的变易而丧失。它是贯穿事物、形器始终的无限。前者是ｙīｎ＠②ｙùｎ＠③未分的和合（太和），后者是化生的和合（太和）。
船山对于形上学本体太虚、太极、道自身是什么的根、底的追究，揭示了太虚、太极、道本身就是“阴与阳和，气与神和，是谓太和”〔72〕的和合。由于和合是一个实体，因此“虽圣人不能有所损益于太和”〔73〕。人是不能改变太和的。人之所以不能改变，也是因为“太和本然之体，未有知也，未有能也，易简而已”〔74〕。这个未知未能易简的本然而然的本体，就是一个“合ｙīｎ＠②ｙùｎ＠③一气和合之体”。此“和合之体”，就是对于根、底是什么的回答，即太虚、太极、道之所自出的回答。
和合（太和）是未形、有形的无限，它具有普遍的性格。这溯源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初始阶段，塑造着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本质、特性和性格，无论是天地万物的化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还是社会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都贯通着和合（太和）。“天地人物消长死生自然之数， 皆太和必有之几”〔75〕。
船山的本体哲学，统体会通于和合（太和）。这是对于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精髓的彰显。亦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他之所以宏扬横渠之正学，就因为“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书》之要归也”〔76〕。是《六经》和孔孟人文精神精髓的会归和整合，即张载“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77〕在船山心目中，继往圣之绝学者，续道统之正传者，应该是张载。对于以程颢为“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78〕的说法似有微辞。这是他选择继承“张子正学”的原因所在。
船山的文化精神取向，是在传统与启蒙之两间。他对《四书五经》的注疏，对张载的推崇，都是一种传统的精神，正统的性格的凸显；但船山并不完全“照着”《六经》讲，而是“六经责我开生面”，有“接着讲”的意蕴。他所开出的君权“可禅、可继、可革”〔79〕论，君相造命论与民权论，以及人性的日生日成、可成可革论等“生面”，具有启蒙的表征。但较之同时代的黄宗羲直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80〕，“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81〕，唐甄批判“凡为帝王者，皆贼也”〔82〕等要传统得多。这与他生活于湖南乡间山野之中，社会文化环境闭塞，商品经济落后，未能对东南沿海一带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商品经济有所感受所致。这也就是他与黄宗羲、唐甄因社会文化氛围不同所造成的思想差距的原因之一。
〔1〕《姜斋文集补遗》、《王船山诗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页。
〔2〕《张子正蒙注》有两种旧抄本， 朱宏爆校本后有“乙丑孟春月下旬丁亥成，庚午季月重订”一句，前为康熙24年（1685年），船山是年为67岁，后为康熙29年（1690年），时72岁，即逝世前两年。
〔3〕〔4〕〔5〕〔6〕〔7〕〔8〕〔12〕〔26〕〔27〕〔31〕〔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7〕〔48〕〔51〕〔55〕〔56〕〔57〕〔58〕〔59〕〔62〕〔63〕〔64〕〔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9〕《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0、10、11、12、12、12、15、27、27、27、35、16、26、31、27、30、43、402、402、401、37、20、22、23、19、40、420、421、81、364、80、76、32、35、46、15、34、44、16、16、12、12、12、503页。
〔9〕〔10〕〔11〕〔61〕《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992、1058、1076、432页。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8〕〔29〕〔30〕〔32〕〔46〕〔49〕〔50〕〔52〕〔53〕〔65〕《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61、525、1003、1005、1005、1003、1002、1002、1003、1004 、525、524、660、1024、1023～1024、1024、561、561、1016、1019、 903、1027、597页。
〔54〕〔60〕《船山全书》（第二册），岳麓书社1988 年版， 第368、265页。
〔78〕《程颢传》，《宋史》卷四二七。
〔80〕〔81〕〔82〕《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3、196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火加喜
＠②原字为纟加因
＠③原字为忄加（温右半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