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文化启蒙始于维新运动。维新派群体面对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国家危亡的形势，毅然走出书斋，认为西方的富强主要在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科学方法和民主精神。维新派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呼吁变法维新，建议废八股、立宪法、设议院，传播科学、民权、平等、文明、自由等现代性观念，为现代社会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维新派的启蒙之后，“五四”启蒙运动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一代精英反思传统文化，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实现了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重大变迁，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主张全面汲取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资源，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之后，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重提五四精神，更加强调理性与知识，更加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时代任务，新启蒙运动最终背离了启蒙的宗旨。正如张光芒指出的，新启蒙运动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原则，将经济问题、政治制度问题、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问题等纳人启蒙探讨的范畴之中，固然表现出思想的进步，视野的拓展，尤其是强烈的政治性、革命性与唯物论色彩；但同时也造成对“人”学本身丰富性的忽视与漠视，即加强了启蒙运动的社会意义，而降低了其文化意义。在20世纪8o年代又一轮新的启蒙运动中，中外学者同时提出‘墩亡压倒启蒙”这一命题，其代表作是美国学者舒衡哲发表的《中国的启蒙》一书和中国学者李泽厚发表的《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引发一场颇为热烈的论争。由此看来，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中可以说启蒙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其中的原因及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值得深思。

　　二、中西文化启蒙差异的根源探究

　　启蒙的背景不同，如何启蒙即如何超越不成熟状态的进程就有可能不同，文化启蒙的内容和基本选择自然也会有所不同。文化启蒙的诸多不同其根源主要在于中西文化模式的不同，这既体现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也体现在启蒙的价值选择和基本主张上。

　　各民族的文化模式和价值系统不同，早期造成的依附状态、不成熟状态也不同，由此决定不同文化通过启蒙向现代化转型的对象和方式不同。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不同民族文化的生活起点和基本生存需要大体上是相似的。但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却形成了差别极大的文化模式呢?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因素：一是环境的不同造成了实践方式和生活经历的不同，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会采取不同的实践活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二是由于人类的创造性所致，即使人们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也可能创建不一样的文化，因为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人们分别具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创造能力，这独一无二的创造性是文化差异产生的最大原因；三是各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所不同，每一文化都是一个整体，它由多种形式构成，这些形式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作用，这种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互相组合及程度高低，是一文化区别于另一文化的又一原因。本尼迪克特就此问题指出：“文化的差异不仅是各个社会在取舍生存的那些可能的方面时那种心安理得的态度所产生的结果。它毋宁更该归咎于文化中各种特性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复杂现象。就象我们刚刚说过的，任何传统风俗的最后形式都远远超出了原始的人类冲动。这种最后形式在很大的程度上依于这一特性与那些来自不同经验领域的其他特性结合的方式。”J(每一民族文化的具体样态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设定、选择和创造，有的民族可能会注重这些因素而忽视那些因素，其他民族则相反，这就有了人类社会中千姿百态的文化模式。

　　理性文化是西方社会的基本文化，理性精神是统摄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西方文化启蒙虽说主要的现实背景是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但西方之所以率先进入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古希腊开始积淀，并一直得到继承的理性文化，或者说，西方的现代性启蒙与古希腊的理性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启蒙运动的本质是理性精神的复兴，从此，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科学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使之成功地进行了工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体系，对此，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西方一切都有科学的色彩，农业如此，工业如此，不但种地讲究分门别类，就连养鸡牧羊也要入科学的范围，一切都要根据科学——即用一种方法把零散的经验经营成学问，“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西方人之所以喜新，而事实日新月异；东方人之所以好古，而事事几千年不见进步，自足无怪。”可以说，理性文化模式是西方社会发展长期积淀的产物。同时，这一文化模式又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现代社会的进程，成为西方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

　　中国的文化启蒙与其文化模式是什么关系?实践中的文化启蒙与传统文化又是什么状态?这既与传统文化模式有关，又与启蒙的基本定位有关。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作为一种理性的人，自然会选择便利的生产活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来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据此提出了“挑战一应战”模式的文明起源理论。通过对21个文明详细而认真的考察，汤因比认为，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的交互作用：“借助于神话的光亮，我们已经略为窥到了挑战和应战性质。我们已经了解到创造是一种遭遇的结果，而起源是交互作用的产物。”运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分析中国文化的产生，可以看出，肥沃的土地，使我们的祖先很快进入农业社会，生活于该社会中的人惰于对自然的研究探索，而氏族血缘关系却得以稳定的传递，使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礼法关系得以扩张和巩固，并上升到政治统治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文化。客观地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助益作用。但是，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则更突出：缺乏创新、进取精神和科学精神。农耕文化造成平均主义、墨守成规、小富即安、缺乏竞争意识；宗法等级制度造成了与法治要求相背离的礼法秩序，亲缘文化与当代经济发展要求的不相容，突出地表现为其对契约关系的排斥，亲缘文化给市场经济公平、公正、诚信等理性原则的确立增加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