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中国的启蒙对中国传统思想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五四启蒙倡导批判传统,当时的思想家致力于“新聪”、“开民智”的工作,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并对以孔孟之道为首的旧文化进行了清算,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是对人的压抑、对个性的压抑、对生命的压抑、对创造力的压抑。遗憾的是,倡导文化启蒙的思想家们自身携带的传统文化基因,致使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行为举止都没有彻底摆脱封建礼教的羁绊。总的来看,五四启蒙运动虽然对家族制度、封建礼教进行了激烈抨击,但传统的封建文化仍顽固地阻挠着人性觉醒和国民性改造的进程,多数中国民众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的蒙昧状态。特别是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中国并没有形成市民社会,而西方启蒙的现实基础是其较完善的市民社会。
结果不但启蒙运动没有市民社会的支撑,如何改造国民性也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孙中山先生从缺乏知识、安于现状、奴隶性格等三个方面批评了国民性;鲁迅则从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麻木、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揭露并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归结起来,由于传统文化的强大,以至于启蒙者也难以摆脱其强大的影响。同时,启蒙者启蒙的基础不是市民社会,背景又恰逢民族危机的时刻,导致启蒙运动发生了转向,即由批判传统文化转向了在抗日战争中对“统一”、“集中”、“权威”、“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颂扬。正如艾思奇在强调新启蒙运动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爱国性质时指出的:“只要是于民族的生存有利益的话,就是对一部分封建势力携手,也是在所不惜的。”直至80年代的启蒙运动传统文化才又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反思,但随之就产生了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由此可见,中国人还没有从封建文化中得到完全的解放,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启蒙运动一直致力于批判却始终在不断反弹的强大阻滞力。“实现文化的转换,这将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深刻的人性的转变。”衣俊卿教授在《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中,与黄万盛教授展开对话,指出了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的抗拒及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传统文化景观:“用‘现代城市的农村心灵’来描述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景观,即一个建立在传统文化基座上的貌似的现代社会。换言之,表面上看我们已经很现代化了,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制度安排中有很多是经验的东西,我们的决策中有很多是人情的东西,这与儒家和道家传统是有一定关联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是整体上抵制现代化的。”总结启蒙的进程,分析中西启蒙差异的根源,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验主义伦理文化及其农民社会是启蒙一再背离其主旨的重要原因,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与中国的启蒙运动相比,古希腊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和个体自由文化模式,不但成为西方启蒙运动走出中世纪的重要力量,而且为西方进入现代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中西文化启蒙差异的价值评述
中西文化启蒙的差异不仅在基本内容上,在表现方式上也有所体现。中国近现代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各个时期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启蒙运动是希望通过彻底改造以等级尊卑的伦理观念为主,改造国民性,培养自由、平等、民主、理性的新国民,从而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对民众启蒙的方式和途径与上西方表现出很大的不同。诚如余英时先生在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言中所言:“中国知识人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视为他们独有的责任,这无疑和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有关。’而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这些价值的追求则是大家的事,知识人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新版序例如,孙中山先生在分析了国民性对中国实现现代社会的阻碍并提出构建新的国民性时就指出,新型国民必须拥护或认同“民国”及其制度和文化观念,同时强调先知先觉者对国民的引导,而没主张向西方那样以公民权利为核心,实现人的独立、自由。我们不应忘记,培育人的独立个性,改变那种强调群体以压制个人、强调国家以压抑个人、强调义务来否定权利的状态,才是启蒙运动最本质的任务。由此看来,启蒙固然很重要,同时如何实现启蒙的目标、即启蒙的实现途径和基本方式更重要。因此,新时期中国的启蒙切记总结以往启蒙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实现启蒙的目标与手段、结果与环节、宗旨与方法的统一。
西方的现代化以启蒙运动为前提,在启蒙的基础上展开。启蒙使西方告别中古时代,可以说,没有启蒙,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有了启蒙,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有了启蒙,西方才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和人权;有了启蒙,才有自由的科学探讨和学术争鸣。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化的过程。而西方启蒙的成功正是由于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理性精神,依靠科学和理性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奴役,从而促进了现代社会的产生。我们知道,启蒙的实质倡导理性精神,而理性文化把人都看成理性的存在,这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人是理性的,所以,无论是西方的经济活动还是政治活动,对人的管理既依靠严格的规章制度,又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强调对人的数量分析。结果是理性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规定了现代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个人主义亦为现代文明社会之市场秩序与民主宪政的价值基石,自有秩序理论之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经济自由、信仰自由、法治、有限政府等学说,无不立基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表征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自启蒙之后,理性在西方社会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如韦伯所概括的那样,西方社会所经历的全方位的理性化过程,在经济、法律、行政、宗教及科学等领域已基本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