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之者，人之道也”一句，透露了“率性之谓道”的秘密，“诚”就是“率性”。郑玄、程颐、朱熹均释“率”为“循”、“顺”，郑玄曰：“循性行之，是谓道。”[17] 朱熹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18] 这是正确的解释。金景芳、吕绍纲两位先生将“率”释为先导、率领，[19] 这是没有从先秦儒家天人之学的角度，特别是没有从先秦“易庸之学”贯通天人、大化流行、“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之本质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导致的结果。以天节制人、率领人、宰制人，是在大一统专制主义社会形态之下产生的畸形诠释，是对《中庸》的曲解，它的直接后果是形成了天与人之间的阻隔，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就由是而被窒息了。这当然违反了先秦儒家天地神人彼此涵括、贯通的基本精神。
“率性之谓道”的“道”，指的是人道，也就是《中庸》第一章中的“和”之“达道”，与“天命之谓性”相对而出，是“感仁行仁，感义行义之属，不失其常，合于道理，使得通达” [20] 的道。《说卦传》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所以，在《中庸》之中的“道”，既是天道，也是人道，二者是彼此贯通的。这样来理解“率性之谓道”的“道”，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一个汉语语义的理解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给先秦儒家性情思想中“性”的范畴定位。也就是说，“率性”之“性”，就是贯通天人的神性，就是通体透明的“天下之大本”。它涵括万物，因此“天地位焉”；它生化不息，因此“万物育焉”。从学脉上来讲，这正是孟子性善论的基础。
但是，对于以“修道之谓教”为己任的先秦儒家来说，道，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第五章）
这里的“道”，就是“中庸”之道。落实到现实的生活中，就是由内在之“中”、之“性”显发出来的“时中”、“中和”之“情”。它“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平俗中见博厚，在凡庸中见高明，在细微中见悠久。虽然人人日用，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它，因此是一种“至德”。上面的三段浩叹，应该是孔子对有志之士的激励与感召，更是对中庸之至德的一种推崇，它昭示了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
《系辞上传》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矣之理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王弼注云：“象况日月星辰，形况山川草木，悬象运转以成昏明，山泽通气而云行雨施，故变化见矣。”[21]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礼记·礼运》），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核心是“天命之谓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矣之理矣”，就是“率性之谓道”。“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就是在凡俗人伦的教化历练中，由性而情，达到了中和的理想境地之后的“道”的实现，这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个完整的逻辑圈循环上升与回归。
朱熹曰：“道者，率性而已。”而性为天命之下贯而成，故人道与天道本来就彼此渗透，互相映照。君子之道，“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以爱己之心爱人，以责人之心责己，这当然是一种道德的力量，在个人与群体的互动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子、臣、弟、友，瑟琴和乐，此“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康德指出：“道德不应当是一种如何使我们快乐的原则，而是一种如何使我们具有享受幸福的资格的学说”[22] 《中庸》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是一段非常深刻的表述。一方面它认为人不能没有现实的道德践履，在现实的道德践履中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也就是以“三达德”实现“五达道”，从性情的至诚、至纯出发，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知、仁、勇是实现这五个方面价值的三个德性基础，被朱熹称之为“知此”、“体此”、“强此”的保障。知此，须好学；体此，须力行；强此，须知耻。好学为知，力行为仁，知耻为勇。以百倍之功，困而知，勉而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无疑、无惑，知人之后，进而知天。知天就是知性，进而知命。并且与天命融为一体。知的过程，也就是行的过程，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过程，这就是上面引述康德人之所以为人的，并且“享受幸福的资格”。
更为重要的是，“知天”，还是对道德的超越。因为“知天”的过程，就是力行的过程，就是在“诚”的道路上永不停息的跋涉，就是对天命的回归和证悟。《中庸》的文本说得最为透彻：“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就是“修道之谓教”以“达天德”的极致。天地之所以为大者，完全是因为人的主体性情参与到了天地的生化流行之中来了，是“人”大，所以“天地”才大。正是由于有了“天地”，有了人“性”所由生的天命之源，现实践履中道德的超越与提升，也才有了立论的基础与前提。
至此，我们看到，《中庸》一文，将人的性情归宿，设置在与天地“川流”“敦化”的摩荡之中，把人的性情置放在天、命、性、情、道、教，由天而人，又由人而天，彼此互动流转的过程之中，“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最终实现人的终极实在。这当然是人的性情得到了充分发展和阐扬之后的境界，就是天人合一，与天地互参。
三、合外内之道的真精神——“诚”
诚，是一个贯通整个《中庸》哲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性概念。“天命之谓性”，无天德生生之诚，必无“性”。“率性之谓道”，无率性中和之诚，必无“道”。“修道之谓教”，无刻苦修道之诚，更无所谓“教”，无所谓“化”。是故，“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朱熹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天理之本然”，是过度诠释；但是，以“真实无妄”释“诚”，却是对“诚”之最基本意义的准确概括。它不仅将“诚”这一重要的哲学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