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其他方面的思想一样，《中庸》“诚”的思想，仍然可以在《论语》、《周易》，特别是《易传》中找到渊源。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这两段文字不仅说明了天道不言而生化万物的特性，并且对我们理解“诚”，是一种“不舍昼夜”的追求精神、生化精神，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另外，《周易》曰：“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卦卦辞）《彖传》释曰：“无妄，元亨利贞”，“天之命也”。《易传》又有：“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阴阳不测之谓神。”“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诸如此类的表述不少，实际上，与《中庸》之“诚”均有相通之处。
《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本来，这是一段立足于何以成为圣人，何为圣人的表述。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则发现，《中庸》的作者，首先视天道的本质为诚，诚是天道的最大特征。然而它又说：“诚者不勉而中”，是说“诚”的天然本性就是中。没有“中”，就没有“诚”。因此，诚者之“中”，“不思而得”。由此才导致“从容中道，圣人也”的结论。从上文笔者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知道，虽然周公已经视“中”为“德”，孔子更是把它推崇为“至德”，但是他们并没有将“中”与“诚”明确地联系在一起。从先秦的学术发展脉络来讲，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应该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又根据笔者在上面的行文，我们已经看到，既然熊十力先生已经指出“《中庸》本演易之书”，而《周易》，特别是《易传》又都兼有“中”及“诚”的思想，因此，将“中”视为“诚”的特性，虽然是《中庸》的创造，但是，这与《周易》思想传统的积淀恐怕不无关系。
“中”，在《中庸》之中是“天命之谓性”含而未发的存有状态。仅就性与情的关系来讲，性是中的内容，中是性的存在形式，因此，“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下之大本”，《中庸》将其描述为博厚、高明、悠久，当然只能用至高无上的“诚”来概括其特征。性既然是中的内容，则因“天命之谓性”的命题，我们可以说“天命”的基本性格也是中，顺理成章，就有了“诚者，天之道也”的根本性命题。换言之，《中庸》立论的前提，或者说，全文的支撑点，都在“天命之谓性”，“诚者，天之道”这两句上。因为，没有天，就没有人之性；没有天道之诚，就不可能有“率性”之道。没有“率性”之道，就不可能有“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的教化境界。把“天道”的属性命之曰“诚”，虽然是言天道，究其实，终究是言人道，其最终的目的在于给人的现实践履，树立一个可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而达到目标，使天下所有仁人志士与天地相参化的价值得以实现，成为了可能。
“诚者，天之道”，是相对于人来说的，而“诚之者，人之道”则是相对于天来说的。人的天命之性，不能无诚；无诚，则不能“率性”。率性就是顺性、循性以往，以成就人道之极。人道之极就是“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为了实现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就必须以“三达德”贯穿始终：知、仁、勇。《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朱熹注曰：“一则诚而已矣。”又引程子曰：“所谓诚者，止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把知、仁、勇之所以能贯彻到五达道之中去的心理、德性基础，揭示了出来。“知”，是“仁”与“勇”的基础和前提；“仁”是“知”的结果，而“勇”则是由“知”与“仁”焕发起来的道德勇气。因此，作为人道之诚，首先是指的一种诚纯专一的心理状态，它是一种由天而降的赤子之情的天然显现：“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孝之至，推而极之，就是诚之至。作者的用意很明显，正是要通过类似“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情感提炼，养成人之性情的至真至纯，上合天心，下合人伦，“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第一句，言其敦厚；第二句，言其深沉；第三句，言其阔大而与天地相参。
细读《中庸》，笔者深以为，《中庸》之“诚”，所展示出来的并不是一个人生的目标，而是一个实现人的终极价值的奋斗过程。《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天生圣人之性也；自明诚，学善而固执之者也。自诚明，天道对人道，是圣人化育天下的理路；自明诚，由教而入，先明乎善，然后至于诚。是故“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指出的是圣人与贤人两条化育的道路：第一条，是“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是一条由诚而明的圣人化育之道；第二条，是“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这是一条由明而诚的贤人变化之道。这两条道路的取向完全不同，但是，彼此之间相辅相成，极富内在的张力，而且，最终又殊途而同归，都是化育天地，与天地相参。这是《中庸》的作者全面而深刻地提炼孔子关于“生而知之者”与“学而知之者”（《季氏》）的重要思想，同时也隐含着对“困而不学”的批评，对有志之士的激励。
更为重要的是，《中庸》之“诚”，并不仅仅是一个奋斗的过程，而且还是一种感召人“至诚无息”的奋斗精神：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诚者自成”，并不是有如道家的“无为”，不为而成，而是指先秦儒家之“诚”，是一种上承于天，生发于心，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不假外求的精神状态；“道自道”，也不是“道家”的纯任自然，而是指依托天命“率性”而为，“中体”外发，发而皆中节，谓之“中和”的一种境界。“诚”，是一种涵括天下所有事事物物的品质，而且也体现在这些事物本身发展的自始至终，因此，没有“诚”，我们这个世界上，便没有一切。君子以“诚”为贵，但是，“诚者”，却又绝非只是为了“成己”，还要“成物”，还要“成人”，就是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的理论提升。故“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性之德，诚也；合外内之道，天道人道也；时措之宜，圣人之时中也。合而言之，诚，为天命之性最显著的特征。它贯通天人，变化无方，应之以时，则至诚动人、动物、动天。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不假外求的“诚”，显发而为“道”，长期持久，始终不渝，就会“徵”，就会“悠远”，就会在人的性情世界中引发质的变化：“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