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意义及其问题:与西方不同的儒家式现代化是否可能?(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儒家,力图将现代化理解为非决定性及价值志向性,并注意到以下事实。他们发现,近代以来以西欧为主导的现代化毕竟是在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相交融的框架里发展起来的。希腊人是在人类的“理性”(reason)中寻找价值的根源的。但他们又认为,赋予人类以理性是有限度的,再努力也只能徘徊在一定范围之内,宇宙万物是从哪里开始又怎样产生的?使人类成为人类的人的存在根源是什么,人类应当追求的最终的价值到底以什么为根据?按照希腊人的思维,对这一问题作出正确回答,依靠生活在世俗的人类的“不完全”的理性是不可能的。这只能通过“对存在的外在超越”,即全知全能和无所不在的“基督教的上帝”得到启示。

从中世纪直至现代以前为止,这种基督教上帝的“启示性理性”(revealed reason)和人类“理性”是可以调和在一起的。这种神学体系在托马斯·阿奎那思那里集大成了。到那时为止,哲学(人类理性)是神学(启示性理性)的侍女。西洋人把基督教的上帝所规定的道德法则奉为“自然法”(Natural Laws),并绝对信奉和遵从它。到那时为止,基督教的信仰和人类理性之间还度着蜜月。

西洋的近代发端于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从而将这种神学世界“世俗化”(Sakularisierung)。350余年前的培根(F.Bacon,1561—1626)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对科学抱有两种梦想:其一是用科学的力量来征服宇宙(世界,World);其次是通过科学知识以认识宇宙(世界)的真面目。[9]与其说科学,不如说是征服和支配自然的科学技术(Technik),即随着人类工具理性力量的增大,上帝所启示的自然法(Natural laws)不再是支配道德行为的具有绝对的终极意义的道德上的金科玉律,它已经降格为与道德行为无关的“自然的规律”(laws of Nature)。[10]

用以束缚人类的那种道德性的理想价值的绳索没有了,因技术的发达而形成了近代新型的人类关系,在这种新型的关系中人们变得更加理性,他们再也不需要基于某种道德而降临的“外在超越者”,即基督教的上帝了,在这里,只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无情地驱使着人类社会,人类的生活环境受制于人类所制造的工具理性的暴力。在西欧,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非同寻常地结合起来,用于人类和解的纯粹的道德凝聚力削弱了,以至于在欧美社会人类自律的自信力被瓦解了。而且,法律诉讼和荒唐的非人性的罪恶泛滥成灾,在悲观论者的眼里,充满物质上的享乐主义和政治上的形式主义的西欧式现代化,并非“人类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发展的真面貌”,由干它无法启示更为理想的光明的未来,人们只能去克服它。在这样的背景下,响起了人类的文明再也不能被西欧本位的现代化拖着走的反省的呼声。[11]

西欧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归根结底是从“轴心时代”的希腊—基督教文明的轨道中“突破”出来的。“其本质上是属于西欧的”。和这种西欧文化不同的现代新儒学认为,儒家文化圈里的现代化不能盲目地重蹈西欧现代化之覆辙。其呼声越来越大,因为现代新儒家眼里的现代化之路,正像在前面简略地观察的那样,绝非像立足欧洲文明本位所看到的是“决定论的”和“价值中立性的”,而是最大限度地强调人类的意志、意识和人类自身的努力,是以“为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改革社会”为目标的。



牟宗三教授早就将儒学的发展分为以下三期。从先秦孔孟、荀子到汉初董仲舒(公元前180—前115)为第一期。宋明(lO—17世纪)时代为第二期,现代新儒学为第三期。属于第三期并最为活跃的算是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他是针对列文森(J.R.Levenson)教授三部曲《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Univ.California Press,1965)一书中断定儒家思想业已死亡而发,树起再建现代新儒学的旗帜的。据列文森讲,“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无关痛痒,只是像一件古董一样被珍爱着”。[12]

对这种结论性宣言,杜维明说,这是列文森混淆“儒家传统”和“儒家中国”所造成的。[13]据杜维明的解释,“儒家传统”是悠久的,并且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即使“儒家的中国”解体了,也不可能被消灭。据杜维明说,“儒家传统”,或曰“儒学”的核心是每个人通过自我反省,启发、陶冶和完成自身的人格,实现人本主义的理想的。按传统的说法,在于实现“内圣”。实现儒家的理想的社会政治,并不是从“外王”寻找,而是在人内心的道德完善,即在内圣中寻找。在这一点上,杜维明继承了唐君毅、牟宗三的立场,同时又发展了自己的理论。

杜维明说,宋明时期(即第二期)的儒学已经超越中国版图,带动了东亚(韩国、日本、越南等)文化(尤其是教育和政治方面),那么,现代(即第三期)儒学发展的意义,要在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作用和价值中去寻找。据他说,20世纪的产业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因道德上的真理意识淡化所引起的人的问题。直到现代以前,在西欧传统中,成为人的道德规范的保证者并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超越性的存在”,即基督教上帝的权威性,经现代启蒙时期的世俗化过程,变得急剧下降,也就是说他们丧失了道德上的精神支柱。

那么,从现在开始,20—21世纪人类的根本问题,在于每个人从他现实存在的环境中出发,实现彻底的自我反省(即追求儒学所说的“内圣”),即实现“自我超越”。据杜维明讲,这里的“自我超越”,并非西洋基督教式的跨越现实的超离,而是在现实中摆脱自身的局限,扩大和发展自已,提高自已,并不断地加以突破,是“超越而内在”的人生。于是他极力表白,20世纪人类通过自我反省的新的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就体现在儒学精神给“现代世界”所提示的超越而内在的人本主义精神之中。这就是杜维明强调的新儒学对“现代世界”或“现代化”所特有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常常认为,西欧的现代化使人们摆脱了对基督教的世界观,即超越性存在的“启示性理性”(revealed reason)的盲目信仰,使“人类理性”得以解放,强调人类自身的自律而又主体的“合理的行为”,西欧之现代化正是以这种彻底的启蒙主义的“世俗化”过程为必需条件的。但中国宋明以来的新儒学已经经过了彻底世俗化的过程。

事实上,据马克斯·韦伯说,所有宗教都各自设立一个“必然而又当然的理想彼世”,并与相应的“此世”中所有不合理的事实对立起来,造成一种“对立的紧张状态”,可是,韦伯所把握的儒家精神是容忍“顺应此世之秩序与世俗”的,因此,儒家文化无法保证人们“紧张”而又彻底的“职业意识”。韦伯是从这方面找到在儒家文化内不能发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理由的。

跟韦伯持有共同的解释框架的余英时的见解恰恰相反,他认为宋明以来的新儒学设定了他们的理想世界即严格的“天理”世界,并用此世的“人欲”世界与之极端的对立起来,因此,儒家精神的本质特征并非对现实之适应,而是根据他们所确信的宇宙万物内在的秩序(即道或天理)将现实中“不合理的东西”加以改造。宋明新儒学认为无限变化的万物存在的根据,要从万物中固有的内理去寻找,因而是典型的基于“内在超越”的哲学世界观。换言之,新儒学的志向在于根据内在超越,按照天理,将“天下无道”有意识地改造成“天下有道”,是深深扎根于现实中的改造现实的哲学。因此,余英时认为新儒学并不额外需要西欧式的世俗化过程。

余英时极力主张,由于这些宋明以来的新儒学家们坚信兼通于自然界的天与人类世界的人的普遍而又定型的存在论的道德秩序天理,因而他们能够坚持“诚实”而又“正直”、“勤俭”而又执著的有道德的生活态度。可以说,他们

核心期刊快速发表
Copyright@2000-2030 论文期刊网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备案号:ICP备07016076号;《公安部》备案号:33010402003207
本网站专业、正规提供职称论文发表和写作指导服务,并收录了海量免费论文和数百个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批过的具有国内统一CN刊号与国际标准ISSN刊号的合作期刊,供诸位正确选择和阅读参考,免费论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谨防侵权。联系邮箱:2560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