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概念的文化合理性的哲学考察(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合性，必然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
第一，共同体中的人们作为“互相间存在”状态的人，在物质占有、文化精神教养（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他人关系的理解（对共同体的看法）诸方面必须有许多共同、共通的地方，他们之间在上述诸方面的差别不能太大。在这里，如卢梭所言，“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购买另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14]。自治往往与集体主义文化、社群主义文化密切相关。自治的共同体（共和国）必须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文化：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的关心。也必须有一种制度文化，那就是全体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实行集体决策的程序，包括制定法律。马西利乌斯写道：“制定法律的权力属于全体公民，或其中主要的一部分人”。因而，在自治（共和国）的民主之中，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的重要性使得个人之间的权利差别也往往并不以严格的“个体权利”划分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的实现就是个人的普遍自由的获得。所以，自治必须是以共同体（共和国）的“文化凝聚力”为基础，在民主自治的政治层面上，它需要一种共识。正如达尔后来所说：“在社会种绝大部分的政治积极分子对政策问题通常存在着共识，这在政治中是第一位的，构成政治的基础，它包含着政治，限制着政治，构成政治的条件。没有这样一种共识，任何民主的体制都不会长久地经历选举和政党竞争所带来的无休止的刺激与挫折而依然生存下来。”[15] 在这里，“民主”“自治”就被归结为一种文化理性，它被一定的文化合理性所支持。也就是说，“自治”是否是真正的自治，不是看形式，必须考察是否有支持它的文化内容。
第二，自治必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模式。国家内部的各种共同体的真正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文化理性：即国家应该是其内部的所有共同体文化的生成物，是其政治综合，国家的存在与发展取决于其内部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是共同体文化的“从属物”。从而，国家是与自治共同体同质的政治实体（republic）。但是，正如马基雅维利估计到的，自治有退化为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16]。他认为，雅典就是民主自治退化的典型。为解决自治退化问题，马基雅维利把民主自治（共和国）的概念深化为政治“秩序”的概念。而秩序的持存依靠于对公民“美德”的文化培养，而培养美德又必须依靠两种更基础的政治文化，那就是：一，强制性地实行法律；二，鼓励公民对宗教的崇拜。至此，马基雅维利对自治的文化合理性基础的揭示和设定，达到了其时代的一个新的深度。为后人的继续思考提供了新的出发点。
第二，人民的“自由”。
民主包涵的另一个文化概念是“自由”。自由是“自主”的前提。人无自由，怎能为自己作主？所以，自由是“自主性”的微观政治哲学的基础文化范畴，它表明着公民个人按照自己的偏好和兴趣来判断和处理自己的事务的状况和可能性情境。
因为作为民主的基本概念的自主性，必须以自由为基础，没有人的自由的自我意识和人的自由行为可能性，就谈不上“自主性”。所以，人的自由是民主的深层基础。同时，自由也是政治民主所追求的目的，因为它是人对自己的基本生存价值的设定。“毋自由毋宁死”。综上两方面可见，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与民主的目的的统一。
但自由概念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个方面是内在的思想自由，即人对自己的自由与不自由的意识和判断。另一个方面是描述人对制约自己的外部条件的冲破，这就是“解放”。
人对不自由的无意识，是人缺乏自我文化教化和社会文化教化的表现。这是自由问题之所以复杂的一个重要问题。自由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觉醒所形成的自我看法，人如果并不意识到自然或者他人对自己的限制，他就处于一种蒙昧状态。
同时，对自由的意识本身也包括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例如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各自边界的理解上，就存在学术分歧。
人的政治要求来源于对自由的意识和理解，如果没有对自由的意识和理解，人就不会有对政治要求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民主政治，需要做长期、艰苦的向大众“启蒙”的工作和社会政治教育的工作。
自由概念本身又受到“民主”包含的“平等”价值的制约。政治自由是对于个体利益和其社会活动的空间规模、时间规模和事件规模而言。而平等是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空间的规模而言。萨托利把这两个方面分别称为“纵向民主”（自由）和“横向民主”（平等）。“自由主义以个人为枢纽，民主则以社会为中心”[17]太多的公共制度（例如税收和社会保障）就会对社会上一部分个人利益及其发展形成制约、甚至于阻碍；但公共制度对于保持一个国家的社会公正是十分必须的。自由与民主（平等）的这种张力在任何现代社会内部都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当代的实际情况，面临着各种十分不同的具体问题，所以，在发展平等还是发展自由的抉择上，不可能有、也不应该有统一的观点、态度和措施。
第三， 关于人民的“平等”。
平等是民主的一个主要的基本规定性。它指的是大众“一起”以人人“平等”的原则来讨论和解决问题，处理事务。
古代的民主所依赖的平等观念，就包括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数量上的平等”和“多数成为主宰”等概念。
年龄比亚里士多德大43岁的柏拉图，是西方古代民主思想的反对者。他主要反对平等的概念。他指出，所谓民主就是“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与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以便使得所有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作为模式”[18]。柏拉图认为这种民主价值观是大有问题的。第一，它使得人类社会生活的智慧边际化。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大船上的船长与水手的关系问题对此进行了论证[19]；第二，柏拉图认为，平等对维护稳定与权威不利。他指出，如果每一个人都不顾其能力大小和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而要求享有平等的权利，必然使国家和社会出现放纵的狂热，出现“傲慢为有礼，放纵为自由，奢侈为慷慨，无耻为勇敢”[20] 的非理性景象。所以，柏拉图并不对民主制抱期望，但这也不能说明他赞同暴政。他力主按照“智慧的原则”协调生活的各个要素。他认为这是理性的政治态度。
近现代西方的政治平等观，其文化资源的根基是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圣经·新约》写道：“基督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虽然身体有许多肢体，到底还是一个身体。同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作奴隶的或自由的，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共享这一位圣灵。”[21]在基督教看来，无论是异邦人、奴隶、病人、还是妓女，上帝对他们都一视同仁地接纳，使他们都成为信徒。所有信徒之间是平等的，大家都是兄弟。因而，人人都有同苦同乐的连带关系：“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22] 平等观念在现代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中涉及到“公正”（正义）的许多难题。但它作为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放任自由的观念的对立概念，为设定“公正”的现代内涵开拓了思路，起到了积极的制衡作用。
平等观念作为政治观念，到底应该是政治的社会目的，还是应该成为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则？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把民主理解为政治的社会目的平等，精英主义就并不妨害民主平等，甚至是促进民主平等的一个积极手段。但如果把平等理解为政治参与的行为平等，就导致政治共同体规模与政治机制运转效率成反比的难题。
萨托利认为，20世纪过多的民主平等的政治诉求和建构实践（主要指的是民主主义和社
第一，共同体中的人们作为“互相间存在”状态的人，在物质占有、文化精神教养（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他人关系的理解（对共同体的看法）诸方面必须有许多共同、共通的地方，他们之间在上述诸方面的差别不能太大。在这里，如卢梭所言，“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购买另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14]。自治往往与集体主义文化、社群主义文化密切相关。自治的共同体（共和国）必须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文化：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的关心。也必须有一种制度文化，那就是全体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实行集体决策的程序，包括制定法律。马西利乌斯写道：“制定法律的权力属于全体公民，或其中主要的一部分人”。因而，在自治（共和国）的民主之中，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的重要性使得个人之间的权利差别也往往并不以严格的“个体权利”划分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的实现就是个人的普遍自由的获得。所以，自治必须是以共同体（共和国）的“文化凝聚力”为基础，在民主自治的政治层面上，它需要一种共识。正如达尔后来所说：“在社会种绝大部分的政治积极分子对政策问题通常存在着共识，这在政治中是第一位的，构成政治的基础，它包含着政治，限制着政治，构成政治的条件。没有这样一种共识，任何民主的体制都不会长久地经历选举和政党竞争所带来的无休止的刺激与挫折而依然生存下来。”[15] 在这里，“民主”“自治”就被归结为一种文化理性，它被一定的文化合理性所支持。也就是说，“自治”是否是真正的自治，不是看形式，必须考察是否有支持它的文化内容。
第二，自治必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模式。国家内部的各种共同体的真正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文化理性：即国家应该是其内部的所有共同体文化的生成物，是其政治综合，国家的存在与发展取决于其内部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是共同体文化的“从属物”。从而，国家是与自治共同体同质的政治实体（republic）。但是，正如马基雅维利估计到的，自治有退化为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16]。他认为，雅典就是民主自治退化的典型。为解决自治退化问题，马基雅维利把民主自治（共和国）的概念深化为政治“秩序”的概念。而秩序的持存依靠于对公民“美德”的文化培养，而培养美德又必须依靠两种更基础的政治文化，那就是：一，强制性地实行法律；二，鼓励公民对宗教的崇拜。至此，马基雅维利对自治的文化合理性基础的揭示和设定，达到了其时代的一个新的深度。为后人的继续思考提供了新的出发点。
第二，人民的“自由”。
民主包涵的另一个文化概念是“自由”。自由是“自主”的前提。人无自由，怎能为自己作主？所以，自由是“自主性”的微观政治哲学的基础文化范畴，它表明着公民个人按照自己的偏好和兴趣来判断和处理自己的事务的状况和可能性情境。
因为作为民主的基本概念的自主性，必须以自由为基础，没有人的自由的自我意识和人的自由行为可能性，就谈不上“自主性”。所以，人的自由是民主的深层基础。同时，自由也是政治民主所追求的目的，因为它是人对自己的基本生存价值的设定。“毋自由毋宁死”。综上两方面可见，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与民主的目的的统一。
但自由概念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个方面是内在的思想自由，即人对自己的自由与不自由的意识和判断。另一个方面是描述人对制约自己的外部条件的冲破，这就是“解放”。
人对不自由的无意识，是人缺乏自我文化教化和社会文化教化的表现。这是自由问题之所以复杂的一个重要问题。自由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觉醒所形成的自我看法，人如果并不意识到自然或者他人对自己的限制，他就处于一种蒙昧状态。
同时，对自由的意识本身也包括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例如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各自边界的理解上，就存在学术分歧。
人的政治要求来源于对自由的意识和理解，如果没有对自由的意识和理解，人就不会有对政治要求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民主政治，需要做长期、艰苦的向大众“启蒙”的工作和社会政治教育的工作。
自由概念本身又受到“民主”包含的“平等”价值的制约。政治自由是对于个体利益和其社会活动的空间规模、时间规模和事件规模而言。而平等是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空间的规模而言。萨托利把这两个方面分别称为“纵向民主”（自由）和“横向民主”（平等）。“自由主义以个人为枢纽，民主则以社会为中心”[17]太多的公共制度（例如税收和社会保障）就会对社会上一部分个人利益及其发展形成制约、甚至于阻碍；但公共制度对于保持一个国家的社会公正是十分必须的。自由与民主（平等）的这种张力在任何现代社会内部都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当代的实际情况，面临着各种十分不同的具体问题，所以，在发展平等还是发展自由的抉择上，不可能有、也不应该有统一的观点、态度和措施。
第三， 关于人民的“平等”。
平等是民主的一个主要的基本规定性。它指的是大众“一起”以人人“平等”的原则来讨论和解决问题，处理事务。
古代的民主所依赖的平等观念，就包括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数量上的平等”和“多数成为主宰”等概念。
年龄比亚里士多德大43岁的柏拉图，是西方古代民主思想的反对者。他主要反对平等的概念。他指出，所谓民主就是“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与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以便使得所有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作为模式”[18]。柏拉图认为这种民主价值观是大有问题的。第一，它使得人类社会生活的智慧边际化。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大船上的船长与水手的关系问题对此进行了论证[19]；第二，柏拉图认为，平等对维护稳定与权威不利。他指出，如果每一个人都不顾其能力大小和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而要求享有平等的权利，必然使国家和社会出现放纵的狂热，出现“傲慢为有礼，放纵为自由，奢侈为慷慨，无耻为勇敢”[20] 的非理性景象。所以，柏拉图并不对民主制抱期望，但这也不能说明他赞同暴政。他力主按照“智慧的原则”协调生活的各个要素。他认为这是理性的政治态度。
近现代西方的政治平等观，其文化资源的根基是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圣经·新约》写道：“基督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虽然身体有许多肢体，到底还是一个身体。同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作奴隶的或自由的，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共享这一位圣灵。”[21]在基督教看来，无论是异邦人、奴隶、病人、还是妓女，上帝对他们都一视同仁地接纳，使他们都成为信徒。所有信徒之间是平等的，大家都是兄弟。因而，人人都有同苦同乐的连带关系：“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22] 平等观念在现代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中涉及到“公正”（正义）的许多难题。但它作为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放任自由的观念的对立概念，为设定“公正”的现代内涵开拓了思路，起到了积极的制衡作用。
平等观念作为政治观念，到底应该是政治的社会目的，还是应该成为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则？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把民主理解为政治的社会目的平等，精英主义就并不妨害民主平等，甚至是促进民主平等的一个积极手段。但如果把平等理解为政治参与的行为平等，就导致政治共同体规模与政治机制运转效率成反比的难题。
萨托利认为，20世纪过多的民主平等的政治诉求和建构实践（主要指的是民主主义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