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概念的文化合理性的哲学考察(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论”的普遍主义志向，他们把在自己文化内部形成的“自由民主”等政治理念，看成全世界其他文化地区都应该无条件遵从和承认的政治理念，把它定义为一种“普世的”政治理念和原则性的政治模式，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广，甚至强制推广，像欧洲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把自己积极向世界各个其他文化区推广一样。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这种扩张自由民主理念的政治“传教活动”，几乎写满了欧洲向世界进行野蛮的殖民扩张历史篇章的每一页。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种“政治传教活动”并未随着殖民主义在全球的瓦解而匿迹，反而在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藉着“冷战”格局的解体而变本加厉。
一些一直被“西方文化中心论”观念左右的一些学者，把西方文化看作世界上最高级的、唯一最有价值的文化，其他文化都是低级的或者较低级的文化。因而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对于其他文化来说都具有不言而喻的优越性，具有对其他文化的覆盖和启蒙作用。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他们把民主概念也看作“必然”可以在其他文化的政治体系中顺畅应用的东西，而认为不必考虑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西方的不同。因此，“民主”被他们作为在全世界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先进或者政治落后的唯一“通用”标准。而且，他们所说的民主，是已经被完全格式化了的一个概念，即包括全民投票的竞争性选举、议会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等内容。如果某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没有实行上述这些规范，这个国家就被认为不是民主国家，而是“专制国家”。这当然是一种文化偏见。
实际上，关于民主对全世界各种文化的不言而喻的覆盖的必然性的西方理念和文化信心，早在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31－1832年去美国考察之后所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序论》中就提了出来。他写道：“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都只能顺应神意安排的社会命运”。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托克维尔在为这本书的第12版写的《前言》中又强调：“民主制将不可避免地扩散到整个世界”[27]。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也认为，民主制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基础之一”，“是社会进化的必由之路”[28]。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解体之后，“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狂热在西方一直经久不衰，其代表观点之一就是所谓的“民主和平论”。该理论认为，无论谁是侵略者，非民主国家是所有国际战争的根源。并预言：如果全世界都民主化了，世界就有了永久的国际和平。布鲁斯·卢塞特的著作对此有较多的介绍 [29]。
美国政治哲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在1989年就在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季刊）杂志夏季号上发表了长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认为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是一切非美国自由民主模式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终结，从此以后全世界一切地方将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永恒统治。1991年，他把这种很有一些哲学深度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写成了一本440多页（英文）的专著——《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30]该书中写道：“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自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31] 而且，在他看来，这“自由民主”似乎已经是整个人类的政治普遍主义的范型，“目前已及于全球的不同地区与文化，成为唯一一贯的政治憧憬对象”[32]。正是基于这样强烈的政治普遍主义的信心，福山“要再度提出人类是不是有‘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的问题”[33]。他明确地认为，在他所说的“普遍史”中，欧美以外的“宗教、民族主义和一个民族伦理习性与习惯的复合体(即文化)，在传统上都被认为会妨害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34]。在这里，福山的思想没有任何新意，他所说的，无非是黑格尔《历史哲学》话语的重复。 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概念看作是“绝对精神”自我进行文化教化的发展过程。但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是以所谓的“历史的地理基础”为框架的不同地域的文化“转化”为“更高的”它种文化的“进化”史。黑格尔设定东方文化为最低级的历史，希腊罗马文化是高一层次的历史，而日耳曼文化则是最高的历史，是历史的终点，普鲁士君主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政治制度。黑格尔写道：“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尔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35]福山没有照搬黑格尔用晦涩的哲学话语鼓吹的日耳曼文化优越论，而以另外一种晦涩的现代话语、用黑格尔历史哲学把地理区域文化转变为文化历史等级的建构方法，把美国的自由民主规定为人类政治历史的最高发展“环节”（moment），以此论证美国式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普世性，即把它强加给西方世界以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合法性。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的哲学逻辑并没有挽救普鲁士君主制的灭亡，福山能够比黑格尔更高明吗?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1999年出版了其最后一部名著——《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在这部著作中，罗尔斯以把“作为公平的正义”“扩展到国际法”、把“社会契约的一般观念扩展到万民社会”的思路[36]，进行为全世界万民立法的思考。他说：“把正义的自由总念从国内体制扩展到万民社会，是很重要的事情。”[37] 并要以此为理论根据“制定合理正义的自由万民之外交政策的理想与原则”。这个原则的要点，就是“服从”（compliance）：全世界必须“服从”罗尔斯个人根据他的“正义的自由”的原则制定的万民法。根据这个自我扩张原则，他提出了“法外国家”(outlaw states)的概念。“法外国家”就是那些“拒绝奉行合理的万民法的‘某种体制’”[38]（第5页）。为了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确定那些国家是“法内国家”那些国家是“法外国家”，罗尔斯提出了“人权”标准，他写道：“人权是在合理万民法当中扮演特殊角色的权利种类：这些权利限定了战争及其行为的正当理由”[39]。因而，在罗尔斯看来，实行美国政治家所说的人权，是全世界一切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以美国人权理论为核心的万民法，“约束所有的人民和社会，包括法外国家”[40]。如果法外国家不服从、不顺从美国人制定的万民法，不遵守其规定的人权标准，那么，“法外国家将受到谴责，在严重情形下可能遭到强行制裁甚至干涉”[41]。同时，罗尔斯对“法外国家”作了一个将其妖魔化的敌意判定。他写道：“法外国家富于侵略性和危险性”，因而，如果这样的国家“被强迫发生变化，所有的万民们都会更加安全”[42]。
在上述理论思路的影响下，向全球推行和输出民主，已经成为美国为了获得全球利益而侵略其他国家的一种文化借口。2003年3月发动、至今并未结束的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就是一个例证。2004年2月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该报记者彼得·瓦尔德曼的文章，报道了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主张向中东输出民主、并以此鼓吹侵略伊拉克而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全过程。这篇报道说：“刘易斯把美国入侵伊拉克看作是使中东走向民主化的第一步”，“他对穆斯林世界的诊断以及通过美国军事入侵为中东播撒民主种子的呼吁都有助于解释美国50年来最大胆的对外政策转变。”；“刘易斯主义认为，在中东推行民主不仅是明智的也是势在必
一些一直被“西方文化中心论”观念左右的一些学者，把西方文化看作世界上最高级的、唯一最有价值的文化，其他文化都是低级的或者较低级的文化。因而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对于其他文化来说都具有不言而喻的优越性，具有对其他文化的覆盖和启蒙作用。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他们把民主概念也看作“必然”可以在其他文化的政治体系中顺畅应用的东西，而认为不必考虑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西方的不同。因此，“民主”被他们作为在全世界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先进或者政治落后的唯一“通用”标准。而且，他们所说的民主，是已经被完全格式化了的一个概念，即包括全民投票的竞争性选举、议会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等内容。如果某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没有实行上述这些规范，这个国家就被认为不是民主国家，而是“专制国家”。这当然是一种文化偏见。
实际上，关于民主对全世界各种文化的不言而喻的覆盖的必然性的西方理念和文化信心，早在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31－1832年去美国考察之后所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序论》中就提了出来。他写道：“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都只能顺应神意安排的社会命运”。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托克维尔在为这本书的第12版写的《前言》中又强调：“民主制将不可避免地扩散到整个世界”[27]。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也认为，民主制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基础之一”，“是社会进化的必由之路”[28]。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解体之后，“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狂热在西方一直经久不衰，其代表观点之一就是所谓的“民主和平论”。该理论认为，无论谁是侵略者，非民主国家是所有国际战争的根源。并预言：如果全世界都民主化了，世界就有了永久的国际和平。布鲁斯·卢塞特的著作对此有较多的介绍 [29]。
美国政治哲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在1989年就在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季刊）杂志夏季号上发表了长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认为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是一切非美国自由民主模式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终结，从此以后全世界一切地方将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永恒统治。1991年，他把这种很有一些哲学深度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写成了一本440多页（英文）的专著——《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30]该书中写道：“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自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31] 而且，在他看来，这“自由民主”似乎已经是整个人类的政治普遍主义的范型，“目前已及于全球的不同地区与文化，成为唯一一贯的政治憧憬对象”[32]。正是基于这样强烈的政治普遍主义的信心，福山“要再度提出人类是不是有‘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的问题”[33]。他明确地认为，在他所说的“普遍史”中，欧美以外的“宗教、民族主义和一个民族伦理习性与习惯的复合体(即文化)，在传统上都被认为会妨害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34]。在这里，福山的思想没有任何新意，他所说的，无非是黑格尔《历史哲学》话语的重复。 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概念看作是“绝对精神”自我进行文化教化的发展过程。但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是以所谓的“历史的地理基础”为框架的不同地域的文化“转化”为“更高的”它种文化的“进化”史。黑格尔设定东方文化为最低级的历史，希腊罗马文化是高一层次的历史，而日耳曼文化则是最高的历史，是历史的终点，普鲁士君主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政治制度。黑格尔写道：“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尔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35]福山没有照搬黑格尔用晦涩的哲学话语鼓吹的日耳曼文化优越论，而以另外一种晦涩的现代话语、用黑格尔历史哲学把地理区域文化转变为文化历史等级的建构方法，把美国的自由民主规定为人类政治历史的最高发展“环节”（moment），以此论证美国式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普世性，即把它强加给西方世界以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合法性。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的哲学逻辑并没有挽救普鲁士君主制的灭亡，福山能够比黑格尔更高明吗?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1999年出版了其最后一部名著——《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在这部著作中，罗尔斯以把“作为公平的正义”“扩展到国际法”、把“社会契约的一般观念扩展到万民社会”的思路[36]，进行为全世界万民立法的思考。他说：“把正义的自由总念从国内体制扩展到万民社会，是很重要的事情。”[37] 并要以此为理论根据“制定合理正义的自由万民之外交政策的理想与原则”。这个原则的要点，就是“服从”（compliance）：全世界必须“服从”罗尔斯个人根据他的“正义的自由”的原则制定的万民法。根据这个自我扩张原则，他提出了“法外国家”(outlaw states)的概念。“法外国家”就是那些“拒绝奉行合理的万民法的‘某种体制’”[38]（第5页）。为了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确定那些国家是“法内国家”那些国家是“法外国家”，罗尔斯提出了“人权”标准，他写道：“人权是在合理万民法当中扮演特殊角色的权利种类：这些权利限定了战争及其行为的正当理由”[39]。因而，在罗尔斯看来，实行美国政治家所说的人权，是全世界一切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以美国人权理论为核心的万民法，“约束所有的人民和社会，包括法外国家”[40]。如果法外国家不服从、不顺从美国人制定的万民法，不遵守其规定的人权标准，那么，“法外国家将受到谴责，在严重情形下可能遭到强行制裁甚至干涉”[41]。同时，罗尔斯对“法外国家”作了一个将其妖魔化的敌意判定。他写道：“法外国家富于侵略性和危险性”，因而，如果这样的国家“被强迫发生变化，所有的万民们都会更加安全”[42]。
在上述理论思路的影响下，向全球推行和输出民主，已经成为美国为了获得全球利益而侵略其他国家的一种文化借口。2003年3月发动、至今并未结束的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就是一个例证。2004年2月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该报记者彼得·瓦尔德曼的文章，报道了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主张向中东输出民主、并以此鼓吹侵略伊拉克而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全过程。这篇报道说：“刘易斯把美国入侵伊拉克看作是使中东走向民主化的第一步”，“他对穆斯林世界的诊断以及通过美国军事入侵为中东播撒民主种子的呼吁都有助于解释美国50年来最大胆的对外政策转变。”；“刘易斯主义认为，在中东推行民主不仅是明智的也是势在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