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上的对象、语言、使命的超验性,及其与哲学的差别(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符号语言的应用中,形而上学却有科学没有的独特意义。形而上学这种精神样式,并不为人承诺关于事物的知识体系,但它的确是人的生命理智彼岸化的手段。和艺术、宗教一样,形上是人承受普遍自我的一种方式,而且是包括科学在内的任何学问形态都不可取代的方式。
科学不同于形而上学:科学是人的生命理智向自然(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所以,此处所谈的科学包括物理学、生命学、生理学)而去。它用阐释性的、对应性的符号语言,其所指客观指向自然中的事实和规律。根据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语言,任何个别物理事件或物理状态都能找到一个相应的概念或命题、定律与其对应。因而,科学具有普遍的可理解性。众人可以将同一所指指向同一事物、事件、命题;形而上学使用感应性符号语言,是人的生命理智向自己的良心而去。这样,形而上学的意义,只对那些以形上方式感应普遍价值的人才存在。观念性的原初存在图式,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也不是每个人有能力建立的。形而上学家为自己的人生思出存在图式。这种图式照亮他的存在全境,澄明他的心灵世界。它对于那些不愿寻问人生意义的人,是根本不可理解的。何况,形而上学特有的语言方式,要求他人只能在符号语言上对形上本文有感应性的而不是对应性的思。如果按照科学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所内含的逻辑,以形上的语言尺度衡量科学,那么,后者照样无意义。但这种逻辑,对于个别学问形态及个别精神样式,都是不公正的。个别学问形态和个别精神样式的成立,正是基于它们的个别性界域,即作为个别性的对象、语言和使命。
罗素站在科学的立场,对哲学生成自我的过程称为“自我独断”。他认为:自我独断在哲学沉思中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把世界看成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自我比世界重要,且为之立定界限。科学发现知识的过程,是使自我对应于对象中发现的性质,由此达到自我扩张。[17]所以,哲学的价值在于扩充人对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人的心灵,减少教条主义的自信。[18]这种关于哲学使命的论断,同罗素的物理主义信仰相关。“哲学和别种学科一样,基本的目的是要获得知识。哲学所追求的是提供一套统一体系的科学知识,和由于批判我们的成见、偏见和信仰的基础而得来的知识。”[19]其实,罗素这儿所说的,正是科学的使命。他如此看待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者有共同原因,他们的思想源于对科学的神化、技术统治的绝对信仰,是以科学主义为信仰的时代哲学。另一方面,他们忘记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的区别,不但是哲学与物学(广义的“科学”)而且是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区别。形上与科学,各自有不同的界域、不同的中心问题。形上的价值,不在于为人给与知识体系,而在于为其思者标明人生的意义,在于它向人指出平和的、秩序的心灵世界及其一种存在方式。哲学放弃“第一哲学”的身份回到形而上学,放弃物理时间、物理空间、宇宙等自然性在者是什么的追问,回到人的精神样式如何承受普遍自我的承诺问题,这才是形而上学的根本出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把其形而上学称作神学。[20]3、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非超验性如果把“科学哲学”定义为关于“认识的可能性的学说”,那么,先验现象学(先验哲学)只是一种更加思化的科学哲学理论。阐明真实存在与认识的先验关系,探讨行为、含义、对象的相互关系,这构成先验现象学的任务。[21]现象学是关于认识本质的科学,“是关于作为现象(显现及显现物)、显示、意识行为的认识的科学。”[22]显现物如何显现在意识中、主体怎样切中对象,这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是现象学关注的核心。
据此,胡塞尔把科学思维分为自然思维及哲学思维。自然思维在先假定了认识的可能性,假定认识意义的先天联系和认识规律的先天有效性。认识总是关于对象的认识,其内在意义使它与对象相联系。它是一种自然的心理事实,一种认识着的有机生物体的体验。自然思维不关心认识批判。
哲学思维起源于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主体如何在超越自身中切中客体,这对于自然思维而言,是完全自明的。但现象学的出发点,就在于在哲学思维中阐明自然思维的自明假设,通过研究认识的本质,解决有关认识、认识意义、认识客体的相互关系,揭示一般对象的本质,批判自然认识。
在根本上,自然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差别,是其语言的差别。在自然思维中,概念所切中不仅是它想切中的,而且必须符合它要切中的个别对象。概念如何切中对象,于是有认识的可能性问题、知识的起源问题。在哲学思维中,观念所切中的,正是它要切中的。观念是否切中了思者的所指,取决于他的感应性能力。这样,在哲学思维(严格地说是形而上学思维)中,根本没有观念如何起源、思想如何诞生的问题。胡塞尔由于把哲学思维纳入科学思维,因而把自然思维的哲学问题当作他的哲学核心。哲学从科学终止的地方发端。一切科学的内容在哲学中、任何被规定为自然认识领域的出发点的公理和所有精确论证的方法都成为问题。哲学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应该是一种新的尺度,一种全新的方法。它不以精密科学的方法为楷模。不过,胡塞尔现象学尽管企图摆脱旧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影响,并自觉排斥这种影响,但它还是关于诸科学学科之间联系的科学,一门以阐明认识和认识对象之本质的科学。因此,它不是纯粹超验的形而上学,它依然停留在科学哲学的水平。
先验现象学尽管是关于认识的可能性的先验言说,但它只是在经验水平上对认识这种经验的学说。以认识的可能性的追问为使命的现象学,使之带有科学哲学的特点。胡塞尔意识到哲学要关怀超验之物、以人的纯粹意识为对象。他的认识判断开端于中止判断有效的地方,提出原初认识为认识的起点。这种认识自己给予自己,把自己当作第一性的认识。它在自然、社会、自我及整个世界打上可疑的标记。胡塞学从笛卡尔的怀疑中止的地方出发,越过我思的绝对性及自明性。他超越笛卡尔的中止判断(“我思故我在”),因为,同思相关的那个自我还只是心理学的事实,在现象学领域还必须接受被怀疑,使我思成为纯思。按胡塞尔,自我这种心理学的事实应当在现象学上加以怀疑。不过,即使 在现象学意义上,纯思同心灵的我分不开,只有我在思,纯思才有绝对的可能性。胡塞尔把我思的不可怀疑性推进到纯思的被自身给予性。纯思为纯思,在于它能够思其自身,构建自身。这即纯思的内在性。它构成认识批判绝对明晰性的起点。认识在认识自身中被认识。认识如何自身被给予呢?它利用不能论证或演绎的直观,让纯思成为认识批判的开端。当纯思赴身到超越之物时就中止判断,把超越之物悬置起来,括弧起来,“将所有有关的超越都贴上排除的标记,或贴上无关紧要的标记、认识论上无效性的标记,贴上这样一个标记,这个标记表明:所有这些超越的存在,无论我是否相信它,都与我无关,这里不是对超越的存在做判断的地方,它根本不被涉及。”[23]所以,胡塞尔并没有解决如何切中超越之物的问题。他把超越之物悬置起来,中止对超越之物的判断。这在方法上被叫做认识论的还原或现象学的还原。
认识论还原包括两方面:世界之物、人的体验的体验对于认识论来说是零,认识论不在此开端;另一方面是从中止判断的地方把心理体验还原为纯粹现象。这个现象指出,此种体验的内在本质是绝对的被给与性。本质直观、知觉、体验、我思,使其获得现象学的意义。这里,笛卡尔的我思作为心理事实还原为纯思现象了。只有纯思之在的绝对被给予性及其自明性,内在之在才进入现象学的领域。
现象学通过对外在物理事实及内在心理事实的还原,把自己的对象限定在纯粹内
科学不同于形而上学:科学是人的生命理智向自然(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所以,此处所谈的科学包括物理学、生命学、生理学)而去。它用阐释性的、对应性的符号语言,其所指客观指向自然中的事实和规律。根据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语言,任何个别物理事件或物理状态都能找到一个相应的概念或命题、定律与其对应。因而,科学具有普遍的可理解性。众人可以将同一所指指向同一事物、事件、命题;形而上学使用感应性符号语言,是人的生命理智向自己的良心而去。这样,形而上学的意义,只对那些以形上方式感应普遍价值的人才存在。观念性的原初存在图式,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也不是每个人有能力建立的。形而上学家为自己的人生思出存在图式。这种图式照亮他的存在全境,澄明他的心灵世界。它对于那些不愿寻问人生意义的人,是根本不可理解的。何况,形而上学特有的语言方式,要求他人只能在符号语言上对形上本文有感应性的而不是对应性的思。如果按照科学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所内含的逻辑,以形上的语言尺度衡量科学,那么,后者照样无意义。但这种逻辑,对于个别学问形态及个别精神样式,都是不公正的。个别学问形态和个别精神样式的成立,正是基于它们的个别性界域,即作为个别性的对象、语言和使命。
罗素站在科学的立场,对哲学生成自我的过程称为“自我独断”。他认为:自我独断在哲学沉思中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把世界看成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自我比世界重要,且为之立定界限。科学发现知识的过程,是使自我对应于对象中发现的性质,由此达到自我扩张。[17]所以,哲学的价值在于扩充人对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人的心灵,减少教条主义的自信。[18]这种关于哲学使命的论断,同罗素的物理主义信仰相关。“哲学和别种学科一样,基本的目的是要获得知识。哲学所追求的是提供一套统一体系的科学知识,和由于批判我们的成见、偏见和信仰的基础而得来的知识。”[19]其实,罗素这儿所说的,正是科学的使命。他如此看待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者有共同原因,他们的思想源于对科学的神化、技术统治的绝对信仰,是以科学主义为信仰的时代哲学。另一方面,他们忘记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的区别,不但是哲学与物学(广义的“科学”)而且是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区别。形上与科学,各自有不同的界域、不同的中心问题。形上的价值,不在于为人给与知识体系,而在于为其思者标明人生的意义,在于它向人指出平和的、秩序的心灵世界及其一种存在方式。哲学放弃“第一哲学”的身份回到形而上学,放弃物理时间、物理空间、宇宙等自然性在者是什么的追问,回到人的精神样式如何承受普遍自我的承诺问题,这才是形而上学的根本出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把其形而上学称作神学。[20]3、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非超验性如果把“科学哲学”定义为关于“认识的可能性的学说”,那么,先验现象学(先验哲学)只是一种更加思化的科学哲学理论。阐明真实存在与认识的先验关系,探讨行为、含义、对象的相互关系,这构成先验现象学的任务。[21]现象学是关于认识本质的科学,“是关于作为现象(显现及显现物)、显示、意识行为的认识的科学。”[22]显现物如何显现在意识中、主体怎样切中对象,这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是现象学关注的核心。
据此,胡塞尔把科学思维分为自然思维及哲学思维。自然思维在先假定了认识的可能性,假定认识意义的先天联系和认识规律的先天有效性。认识总是关于对象的认识,其内在意义使它与对象相联系。它是一种自然的心理事实,一种认识着的有机生物体的体验。自然思维不关心认识批判。
哲学思维起源于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主体如何在超越自身中切中客体,这对于自然思维而言,是完全自明的。但现象学的出发点,就在于在哲学思维中阐明自然思维的自明假设,通过研究认识的本质,解决有关认识、认识意义、认识客体的相互关系,揭示一般对象的本质,批判自然认识。
在根本上,自然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差别,是其语言的差别。在自然思维中,概念所切中不仅是它想切中的,而且必须符合它要切中的个别对象。概念如何切中对象,于是有认识的可能性问题、知识的起源问题。在哲学思维中,观念所切中的,正是它要切中的。观念是否切中了思者的所指,取决于他的感应性能力。这样,在哲学思维(严格地说是形而上学思维)中,根本没有观念如何起源、思想如何诞生的问题。胡塞尔由于把哲学思维纳入科学思维,因而把自然思维的哲学问题当作他的哲学核心。哲学从科学终止的地方发端。一切科学的内容在哲学中、任何被规定为自然认识领域的出发点的公理和所有精确论证的方法都成为问题。哲学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应该是一种新的尺度,一种全新的方法。它不以精密科学的方法为楷模。不过,胡塞尔现象学尽管企图摆脱旧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影响,并自觉排斥这种影响,但它还是关于诸科学学科之间联系的科学,一门以阐明认识和认识对象之本质的科学。因此,它不是纯粹超验的形而上学,它依然停留在科学哲学的水平。
先验现象学尽管是关于认识的可能性的先验言说,但它只是在经验水平上对认识这种经验的学说。以认识的可能性的追问为使命的现象学,使之带有科学哲学的特点。胡塞尔意识到哲学要关怀超验之物、以人的纯粹意识为对象。他的认识判断开端于中止判断有效的地方,提出原初认识为认识的起点。这种认识自己给予自己,把自己当作第一性的认识。它在自然、社会、自我及整个世界打上可疑的标记。胡塞学从笛卡尔的怀疑中止的地方出发,越过我思的绝对性及自明性。他超越笛卡尔的中止判断(“我思故我在”),因为,同思相关的那个自我还只是心理学的事实,在现象学领域还必须接受被怀疑,使我思成为纯思。按胡塞尔,自我这种心理学的事实应当在现象学上加以怀疑。不过,即使 在现象学意义上,纯思同心灵的我分不开,只有我在思,纯思才有绝对的可能性。胡塞尔把我思的不可怀疑性推进到纯思的被自身给予性。纯思为纯思,在于它能够思其自身,构建自身。这即纯思的内在性。它构成认识批判绝对明晰性的起点。认识在认识自身中被认识。认识如何自身被给予呢?它利用不能论证或演绎的直观,让纯思成为认识批判的开端。当纯思赴身到超越之物时就中止判断,把超越之物悬置起来,括弧起来,“将所有有关的超越都贴上排除的标记,或贴上无关紧要的标记、认识论上无效性的标记,贴上这样一个标记,这个标记表明:所有这些超越的存在,无论我是否相信它,都与我无关,这里不是对超越的存在做判断的地方,它根本不被涉及。”[23]所以,胡塞尔并没有解决如何切中超越之物的问题。他把超越之物悬置起来,中止对超越之物的判断。这在方法上被叫做认识论的还原或现象学的还原。
认识论还原包括两方面:世界之物、人的体验的体验对于认识论来说是零,认识论不在此开端;另一方面是从中止判断的地方把心理体验还原为纯粹现象。这个现象指出,此种体验的内在本质是绝对的被给与性。本质直观、知觉、体验、我思,使其获得现象学的意义。这里,笛卡尔的我思作为心理事实还原为纯思现象了。只有纯思之在的绝对被给予性及其自明性,内在之在才进入现象学的领域。
现象学通过对外在物理事实及内在心理事实的还原,把自己的对象限定在纯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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