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观中被把握的绝对被给与性中。它研究纯粹意识、内在直观中的纯直观的纯粹现象。它用本质直观及感知给予的东西发展了笛卡尔关于“我思”的不可怀疑性的思想。不过，不能忽视的是笛卡尔使形而上学回到了作为超验起点的我思领域。这种回归不是为形而上学的而是为科学的。我思的自明性没有解释成心灵图景的自由被给予性而是为整个关于世界的知识提供形而上学的解释证据，为客观主义及精确科学 的知识提供形而上学的绝对保证。笛卡尔在发现了形而上学应有的超验对象后，立即以我思的不可怀疑性停下形上之思。这次停留，影响了几个世纪的欧洲哲学。连意识到笛氏局限性的胡塞尔也没有从此将哲学推进为纯粹的形而上学。因为两人都把形而上学的使命规定为解释知识的起源问题或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胡塞尔对笛卡尔的批评，也适用他本人。他说：笛氏“实际上没有对他的一切先入之见、对各个方面的世界执行中止判断(或加‘括号’)；他被他的目标所缠住，没有能提取他通过中止判断的‘自我’所获得的最有意义的东西，从而没有能纯粹在这个自我方面开拓哲学的奇迹。”［24］胡塞尔尽管对此作了探索，其目的却同笛氏一样，是为了解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为了说明科学的或前科学世界的存有意义。他如果把中止判断也用于其设定的哲学使命上，便有可能从纯粹哲学过渡到超验形而上学。胡塞尔在反思现象学的使命时，依照遵循哲学的认识论理路。他在不该中止判断的地方中止了判断。至少，他当对认识的可能性、认识的本质及认识概念本身是否属于哲学的问题域执行中止判断。胡塞尔自觉到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物理主义应当在人的心理意识生活世界面前止步。他未感应到形而上学也该超越此岸的人生，并继续追寻人生的超验性意义。现象学探究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主观地为科学承诺存有意义的基础。这种动机还是经验性的。但是，无论外在的客观经验世界或内在的主观经验世界(心理意识界)的终极意义，都不在此岸世界而在彼岸的超越于经验水平的超验世界上。主体的自我构造，并不可能构成“现存生活世界的存有意义”。［25］形上的超验性，根本不指向自我构造着的主体，而是以主体之上的普遍自我为对象，以承诺普遍自我的承诺者为自己的规定性的给予者。近代以降的超验主义哲学传统没有达成自己的超验性，原因不在于哲学的超验性向往，而在于实践这种传统的哲学家企图只在人的意识生命体中构建哲学的超验性。胡塞尔认为，实证科学的方法的自明性本身是一个问题。客观科学方法，立足于一个没有被提问过的主观基础上。超验哲学正是为实证科学提供基础的说明，揭示客观世界的存有意义及作为超验的、主观的意义的客观世界之存有意义。不过，这种哲学及其代表——德国观念论的目的，在于展开经验此岸世界而不是超验彼岸世界的意义。它没有把哲学从作为学问形态的科学中拯救出来，未将形而上学的本真内涵置入人生意义的超验追问上。其目标的错误设定，使自己不自觉地生成为科学的哲学。所以，超验哲学代表一种外在形而上学，是元物理学而非超 物理学。它将自己的问题域限制在经验水平的世界内。     4、超验哲学与超验形而上学的差别超验哲学最终没向超验形而上学过渡，同形而上学的最初及其历史境遇相关。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毕竟是相对于“第二哲学”的元物理学。它最多研究物理学背后、即使物理学成为可能的主体(人)和永恒不变的非感觉物。文艺复兴继承古希腊哲学作为关于全部存在者和最高的、最终问题的科学的观念，企图用数学的方法创造合理的世界秩序。和随后的启蒙运动一样，它深信理性是永恒的、绝对的、超时间的。从笛卡尔以降的哲学，追求用科学方式创造包容一切问题的统一理论体系。笛卡尔本人，把形而上学的超验性自觉中止于在怀疑一切的我思。康德基于伦理及宗教的需要设定物自体。它不可认识，因为认识对于物自体是一种附加活动。不过，物自体这个康德批判哲学的原初观念，虽然不可认识，但可体验。康德没有完成形而上学的根本转变，因为他把自己的形上追问继续根植于经验水平的、目的论的世界上。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在于：他已自觉到哲学向心灵的、主观的领域转移的必要性，为此作出了批判努力。先验现象学意识到哲学应当完全进入形上的超验领域，其主观目的还是在追问认识的可能性或知识的普遍性根据。认识的客观意向性，证明在现象的自然界那里中止判断是不可能的。其实，现象学还原，带来的不是认识的而是思想的可能性明证，是关于思想如何思想思想的思想。它悬置认识对象、经验自然世界，在切中过程中因此而失去了切中的对象。这样，它所切中的，正是心灵的彼岸、思想的可能性问题。     
对哲学史上的非超验性哲学的反思，正是为了超验形而上学的诞生作预备。它把历史中的哲学所具有的形上倾向显明出来，把本真的形上之思降落在过去先人之思中。它发现形上家在历史中的共同性及作为形上存在的同在者和其他同在者的差别性。这是形而上学自我反思前的反思。     
哲学在古希腊起源时代，就想成为关于存有世界的普遍知识的科学，以描述全部自然图景为目标。这和物理主义的信仰在逻辑上一致。物理主义根植于物理学的神化观念，相信一切自然科学能还原为物理学、心理学为生理学、人类学为生物学。事实上，物理主义和哲学，只有在自己的界域内才有发展可能性。以往的哲学体系认为哲学不仅能给予人生以意义，而且是自然世界的意义给予者；哲学不仅能描绘世界是什么，而且提供世界为什么这样的解答。这种倾向的持有者，忘记了哲学的形上性的超验本源，和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可能性的给予者本身的承受性。尽管科学无能给予人生以意义，但哲学也不能承诺科学以意义。科学的目的，是让人发现一个关于自然的普遍知识体系。作为哲学的出路的形而上学，必须放弃侵占科学的界域的企图，超越物学，在凡是有经验的地方(包括关于经验的先验这种经验)让位于科学，以便 重新确立自己的边界。     
从笛卡尔以来，除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存在论哲学外，整个近代哲学在目的论上、在客观结果上都没有摆脱如下的观念：追问知识的最终起源，建立客观绝对的形而上学的或者作为一种客观的普遍的科学哲学的正当理由。这种把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努力，不但没有使哲学在形上超越中新生，反而使之在远离形上超越中沦为科学的哲学了。形上与科学在对象上的相似性，并没有赋予形上僭取科学的特权。虽然科学得益于人的理性为之确定的规范，但以考察人的理性为出发点的形上为科学承诺合理性，这本身就是反科学的。科学属于纯粹经验的领域，形上为纯粹超验的领域。前者陈述宇宙的和人作为自然性在者的秩序，后者创造个人为精神性存在者。哲学以追问知识的终极根据为目标和以经验水平的反思代替超验水平的反思，是其沦为认识论而没有升华为形上的原因。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是科学的非哲学的更不是形上的问题。形而上学把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让位于科学本身，再以思想如何生成人的心灵图景为主题。它切中的不是外在的自然和内在的认识自然的方法，而是那个在人的意识深处隐藏着的纯粹自我的观念性生成。认识如何可能，这是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的探讨对象，不应当成为本真形而上学家的使命。在此意义上，现象学称得上是一种认识批判的方法，一种认识人的认识结构的科学，一种认识论而不是形而上学。难怪胡塞尔说：“现象学哲学认为，它本身在其全部方法中是一种有序意向的纯粹结果。这种意向已经一开始就赋予希腊哲学以生命。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依然富有生命力的意向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路线中，从笛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