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入妙处，无过是停当；学道入妙处，亦无过是停当。无不停当，即是可与权、不逾矩境界，穷神知化又何加乎！或问停当之说。曰：“即理道之正者。”“于何取诸？”曰“取之于吾心。吾心停当，道理自无不停当。故曰‘先正其心’，故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不逾，正吾心极停当时也。”[24]（《瞽言一》，《陈确集》下册，页425）
虽然乾初未强调“心即理”这一命题，但以上这些思想都是指向这一命题的。其实，乾初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指点过，如他说：“先生尊心之论，正欲人尽心以知性，即孟子之旨。盖尊心乃所以尊性也。故曰：无心外之性，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无心外之道。故即心即性，即学即道，是一统工夫。”[25]如此，“心即理”之于乾初，无复可疑。
当然，与正统的陆王心学相较，乾初之心学有其“偏霸”色彩，如特重当下的“知过”之心， 心之形上本体义、立体直贯义不明显；特别强调本体不离工夫，本体现成义、动力义不明显等[26]。不过，即便如此，“心”在乾初思想中也没有彻底塌陷下去，以至丧失其本体义、先验义。乾初攻击形上本体之说为禅，这是误解。我们现在研究乾初思想，不可因其误解而误解之，即我们不可因乾初本人对前儒本体之说进行了攻击，就认为他所说的本心就是形而下者，不再是本体。虽然乾初讳言形上学，但他所说的“知过改过”之心、“良心”与孟子、阳明之“良知”、象山之“本心”以及蕺山之“好善恶恶”之“意”，性质一样，仍然是先验的，有其实体义。乾初说：“存乎人者，孰无仁义之心！呼尔与之，乞人不屑；蹴尔与之，行道之人勿受。虽杀人行劫之盗，见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此则小人之良心也。故虽极恶之小人，其心未尝不知善之当为与不善之不可为。”[27]此足以表明，他仍坚信人之道德心是普遍的、先天固有的，非外铄、从经验中袭取习得者。他反复强调“兢兢无负其本心”，极立主张反求之学，认为人有过，反求己心即可自知。他所说的“本心”、“知过”之心，性质上显然属先验的道德明觉之心。用他自己的话说，“知过之心，即是独体”[28]。这样的心，也是与超越的形上本体相贯通着的，他攻击宋儒本体之说，有误会成分在。从实质上看，其学与前儒一样，也是有本体的。[29]
乾初同门友张考夫是明清之际程朱派大儒，从两人的论辩中也可充分考见乾初的心学立场。两人辩论得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便是心之地位问题。考夫在致乾初书中说：“盖人心不能无蔽，蔽则所见皆偏，偏则于彼势重，则于此益轻。是以古人立规矩以为方圆，立准绳以为平直。独无此心之可信哉？以为信心之有敝，不如规矩准绳之无失也。”[30]又说：“仁兄平昔有云：‘道理要当信之于心，未可全凭古人。’夫心何常之有！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惟斯理，天下古今一也。推其本末，‘心即理’也。陆氏之说，而王氏祖述之。亦非陆氏之说，西来直指心体之说，而陆氏符合之。此说一倡，师心自用之学大炽。推其流极，弑父与君而无不忍。何也？吾心信得过自己无有不是处也。[31]考夫此说与乾初“吾心停当，道理自无不停当”之说正好来个直接的、正面的冲突，乾初遂答曰：
吾兄又云：“信心之有弊，不如规矩准绳之无失。”诚哉是言！第规矩准绳故在也，大匠用之而成，拙匠用之而败，则非规矩绳墨之异，而所以用规矩绳墨者之异也。岂亦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者耶？乃一道着“心”字，便以西来直指之说诬之，是使后之学者绝口不敢言心学也，岂通理哉！弟观象山、阳明集中，亦并无直指心体之说。若其近似者，虽程、朱书中亦有之，岂独陆王！凡论人，须使心服，乃不当附和雷同，以相毁诋。以西来罪陆王，竟是莫须有之狱，岂止如来教所云“以嫌疑杀人”而已哉！[32]（《又[答张考夫书]》，《大学辨三》，《陈确集》下册，页601）
由于乾初之学有此“单提本心”倾向，所以考夫评之曰：“不信古先圣贤而信此心，蔽陷离穷，何所不有？此乾初之学之失也。”[33]又曰：“乾初主张心学，每事必信诸心，而执行在知先之见，坚不可破。虽不学禅而不自知已入于禅。盖乾初所服膺者良知之说，而姚江实禅学之深者也。学不虚心逊志，为害真不浅也。”[34]说乾初“为害不浅”，未必可称定评；称其“主张心学”，则实为不刊之论。
三 乾初虽重“欲”但未突破宋明儒天理人欲之辨的理论框架
以下对乾初理欲方面的言论作些分析，以明定其思想为“以欲为首出”之未当。乾初集中有“以欲为首出”嫌疑的资料大致有《瞽言·近言集》中的一段、《无欲作圣辨》一文和《与刘伯绳书》中的一段[35]。仅此而已。
如果仅以此等言论看乾初思想，的确可说是“以欲为首出”。但是，以此概括乾初的整个思想，以此给乾初思想定性，总觉不妥当。因为，如果如此定性，则乾初从陆王及其师蕺山那里继承的心学思想就得不到合理解释。而其阐发心学思想的言论，其分量远远多于强调“欲”的言论。不仅如此，即就“理欲”这一具体问题而言，乾初虽有强调“欲”的言论，同时，他也有不少“存天理去人欲”之类的言论，如：
宾昏丧祭，循礼而不循俗；日用饮食，从理而不从欲。（《瞽言一》，《陈确集》下册，页431。）
所谓居易，只是循理；所谓行险，只是从欲。欲非止一端，要之，“名利”二字其大端也。（《辰夏杂言》，同上，页419。）
过天理一分，便是人欲。（《撤主议》，《陈确集》上册，页195。）
理以制欲，私不胜公。（《骨牌颂》，同上，页357。）
诸过皆从欲念起，无欲即无过。是以善学者不在随处弭禁，而在闲居慎独。慎独之功，要在去私。（《又[寄诸同志]》，同上，页379。）
欲胜理为小人，理胜欲为君子。绌欲从理，儒者克己之学也。[36]（《与刘伯绳书》，《瞽言四》，《陈确集》下册，页469。）
实际上，如果前文所论乾初心学思想不谬，即足以说明其思想不可以“以欲为首出”定之。在此举出一些乾初自己的“存天理去人欲”之类的言论，只是作些不甚关紧的补充，借以表明在“理欲”问题上，即就表面言词论，乾初也并非一味强调“欲”而已。
乾初有一些“以欲为首出”的言论，而“以欲为首出”又与其心学思想相抵触，如何看待此矛盾？说“乾初思想不够圆融，本来就有矛盾”——如此看待，完全可以。或者仿牟宗三先生评刘蕺山的某些言论时的做法，说“那些以欲为首出的言论，是滞词，不可为准”——如此看待，也未尝不可[37]。但是，倘若不顾乾初思想中丰富的心学成分，断定其思想从本性上、整体上说就是“以欲为首出”——此则不妥。
既然乾初一再强调“本心之良”之说、“知过改过”之说，他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理据来否定前儒“存天理去人欲”之说。如果他有批评“存天理去人欲”之说的言论，那也属“不善会诸儒之意”之列。
“存天理去人欲”，如果明其本义，即知此说无可指摘。在宋明儒学中，“天理”既指超越无对的“理一”之理，即“天道”，也指此“理一”之理在具体事物上表现出来的“分殊”之理，即事物“所以然”和“当然”之理。就人生社会层面讲，前者即“天命之性”，后者即人所应当依之而行的道德法则，如忠孝节义等礼法、名教。“天理”既是天地之本，也是道德法则，是人应努力“尽”之、“体”之者，是“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