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人格神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在创立之初并不主张偶像崇拜，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精神安慰而出现的。然而任何一种不依靠人自身的本质力量而企求获得信仰对象的拯救的宗教最终都将走向偶像崇拜。当这些宗教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被统治者所利用时，偶像崇拜发展到了极端。
以现在看来，中世纪，特别是偶像崇拜最为猖狂的欧洲中世纪无疑是一个漫长的黑暗的时代。虽然救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种宗教都关心如何使人的灵魂从充斥着罪恶的尘世中拯救出来，然而大一统的、至高无上的教会的存在以及它的随便发号施令却使宗教所具备的这一点“人道主义关怀”湮灭于教会的暴虐之中。在偶像崇拜全方位的意识形态围剿下，个人已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责任性，没有创造性。他只需凭最基本的生物本能和社会本能即可生存，他的存在完全遵循着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的内在逻辑，像动物一样，自在地在一个被规定的世界中存在。
作出这样的判断仅就人的“主体性”在历史中的地位而言，丝毫没有否认哪怕是偶像崇拜最否定人的主体性的时代，社会也在发展，尽管是极其缓慢地发展。正如异化、人的缓慢发展使人最终无法忍受生活在原始的造神运动的世界一样，当社会的发展造就抛弃人格神的偶像崇拜的物质与认知基础时，人会再次“觉醒”。然而，最大的悲剧是，人似乎永远学不会在“无神的殿堂”中生存，当人开始抛弃宗教的人格神崇拜时，不是去依靠自己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以一种历史主体的身分去面对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的生存，而是又一次跪拜在新的神――科技理性的脚下。
在欧洲，发端于中世纪末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逐渐使教会的权威衰落，整个欧洲社会开始崇尚个人主义和科学技术。这一文化形态还渐渐导致了欧洲人征服探险的雄心并付诸行动。到了18世纪，经过许多哲学家的推波助澜和实际的工业革命的成果，人们看到了想要“得救”完全可以不必求助虚无缥缈的宗教信仰，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人在地上就可以建立天堂。这样，技术在人们心中渐渐取代了上帝而成为新的救世主，科技理性渐渐形成一种左右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当然，说宗教的人格神衰落而被科技理性的非人格神取代并非说宗教已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说，宗教的人格神已不再是原先的形象，他不再是全知全能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者。作为一种偶像它已和人们的现时生活关系不大，而只是作为一种心灵的安慰，通过仪式或想像而存在于由科技理性所主宰的充满了物欲追求的世界中。
科技理性无疑代表了人类理性的最高成果，说它也会上升为一种新的非人格神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然而最大的理性恰恰会异化为最大的非理性，因为它忽略了人的主观世界。无论如何，科技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人征服自然的技术而获得其存在理由。而我们知道，工具、手段的作用领域是有限的，并且它不作价值判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人的生成则具有无限的特征并仰赖于各种价值判断来规约自身的存在。因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技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冲突。而由于人存在本体论上的“逃避自由”、企图依靠某种东西以“拯救”自己的心理机制，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将科技当成一种有限的工具、手段加以运用，它需要科技将自己带入天堂，也即要求科技具备无限的功能。这就必然改变了科技作为一种有限的工具的性质，它上升为一种无限的能作价值判断的东西，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内在指涉，变成一种超人的自律运转的异已的力量。这种力量已脱离了人的控制，它上升为万能的统治者，像上帝一样，反过来主宰了人。人对科技理性的崇拜如此一来便具有了偶像崇拜的特征：受它遥控，以它的指令作为工作甚至生活的内在标准，人的主体性丧失殆尽，人的存在不是按人本精神的内在逻辑所规划，而是体现于科技理性所划定的作为一个“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的存在界域之中。
五
偶像崇拜与“信仰”这个词紧密相关。然而人们信奉某种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信奉某种解放人的理论等等也称为“信仰”，而这些信仰与偶像崇拜的信仰是完全两样的东西，因此有必要对此作一澄清。
按弗洛姆的话说，“信仰是一个人的基本态度，是渗透在他全部体验中的性格特征，信仰能使人毫无幻想地面对现实，并依靠信仰而生活”。然而这种“信仰”无法解释偶像崇拜意义上的信仰，因为偶像崇拜基本上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弗洛姆由此区分了两种“信仰”：理性信仰与非理性信仰。非理性信仰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我把非理性信仰理解为对一个人、一种思想或一种象征的信念，它并非出于人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体验，而是以人对非理性权威的情感屈从为基础的。”因此可以说，偶像崇拜的信仰正是这样的一种非理性信仰。在这种“信仰”中，信仰的对象是第一位的，而人的信仰本身以及人本身则处于被支配的屈从地位。而理性信仰“是基于在理智和情感的生产性活动中所产生的坚定信念……它植根于对自己的生产性观察和思考的独立确信”，因此它和偶像崇拜意义上的非理性信仰的“把某些事情当作真实的而加以接受，这只是因为一个权威或大多数人这么说”（以上引言均见弗洛姆的《自为的人》）格格不入，尽管它们都是一种“信念”，共同发端于人寻根、定向的深切需要。
非理性的信仰实际上是一种“逃避自由”的信仰，最终走向偶像崇拜。而理性的信仰在于对人本身的肯定，对人的生产性本性的肯定，它符合人的存在本体论维度上的“自由”的内在规定，尽管自由的二重性使它往往很难生成，即使生成了也马上会异化得面目全非。但无论如何，在偶像崇拜已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内涵并使人的历史主体性地位沦为梦呓、使人的灾难在偶像手中一次次重演的社会\历史\现实面前，只有理性的信仰才能“还原”人以及人的存在本身。正如弗洛姆念念不忘的强调真正的理性信仰关于信仰本身的第一性而信仰对象的第二性那样，只有这样的信仰才能既为人寻找到精神家园又不致使人的主体性沉沦而造就一系列灾难：“无论我们是否信仰宗教，无论我们相信一种新宗教，或一种无宗教的宗教，或继承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只要我们关心的是核心而不是外壳，关注经验而不是语言，关注人而不是教会，我们就能共同否定偶像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