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礼记·乐记》）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礼记·乐记》）
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倡，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贷之则丧。（《大戴礼记．礼三本》）
《左传》与《乐记》的作者将“揖让周旋”之“礼”、“欣喜欢爱”之“乐”与人的性情联系起来，好、恶、喜、怒、哀、乐，是为六志，任其发展，则情同禽兽，故须“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乐记》与《左传》一样主张恰当地表达人的情感，但是必须以礼乐来节制，要做到“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只有这样才能“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倡，好恶以节，喜怒以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说文》曰：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记·礼器》有云：“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乐记》又云：“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礼”可以反本修古；“乐”可以通乎“大始”，大始者，“百物之始主也”（《礼记正义·乐记》）。这些论述，都从现实的层面，强调了“礼乐不可斯须离身”的重要性。但是，值得说明的是，这些论述，也同时是从宗教的层面，给人的性情归宿给出了一个界定。它们的意思是，天不仅由上而下给人贯注了生命，同时也注入了与天地神人相与为一的“性情”，因此，儒家人学中的“性情”与天地之性情融为一体，就具有了与生俱来的天赋性、神圣性。在对天地神灵的祭祀过程中，在由中而出的音乐陶冶中，人们秉持礼仪规范，心怀敬畏、虔诚的态度，上事天，下事地，以天地为准，报本反始，就可以回归到人之原初的本始之善，扩充自我、开发善端，与天道合而为一。这就是“反其所自生”，“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的真正意涵。在永无止息的体悟与扩充过程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与《礼记·文王世子》中的思想一样，以为礼乐可以成就、实现人生的价值：“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众，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在性情上达到至高无上的修养境界，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笼罩下的、在精神上却又趋于自由的天地。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绝对自由的天地是没有的，儒家的先哲们只能借助宗教的情怀在性情思想上走一条创造性的超越之路，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①] 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上），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版，第80页。
[②] 笔者以为，先秦时期的哲学家们之所以非常注重对人之情的研究，关键还是出于对人才的选用与管理，因为“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礼记·乐记》），很难捉摸，况且，“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馀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不苟》），人们往往因一己之私，“隐情奄恶，蔽陷其上”（《晏子春秋·内谏篇上》）“生民有?阳，人有多隐其情，饰其伪，以赖于物，以攻其名也。有隐于仁质者，有隐于知理者，有隐于文艺者，有隐于廉勇者，有隐于忠孝者，有隐于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大得，小让而好大事，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面宽而貌慈，假节以示人，故其行以攻其名。如此者隐于仁质也。”（《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于是先秦时期君主对臣下的审查就非常细密：“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和友，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乡党之间观其信诚。省其居处，观其义方，省其丧哀，观其贞良，省其出入，观其交友，省其交友，观其任廉。设之以谋以观其智，示之以难以观其勇，烦之以事以观其治，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滥之以乐以观其不荒，喜之以观其轻，怒之以观其重，醉之酒以观其恭，从之色以观其常，远之以观其不二，昵之以观其不狎，复征其言以观其精，曲省其行以观其备，此之谓观诚。”（《逸周书·官人》，《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③] 老、庄将“性命之情”与具体的喜、怒、哀、乐分开对待，认为前者是“善”的，而后者是“恶”的，与郭店楚简中的相关思想比较接近。庄子曰：“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内篇·德充符》）“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庄子·外篇·刻意》）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凡用心之躁者，思为甚。用智之疾者，患为甚。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用身之弁者，悦为甚。用力之尽者，利为甚。目之好色，耳之乐声，鬰陶之气也，人不难为之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第42-44简）但是，前者的理论归宿是“有人之行，无人之情”（《庄子·内篇·德充符》），纯任自然， 而《性自命出》的理论归宿却是以礼乐节之，“身以为主心”（第67简）。
[④] 李学勤先生指出：“包山一、二号墓及郭店一号墓估计都不晚于公元前三OO年。说郭店一号墓是公元前四世纪末的墓葬，是合适的。”（《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见《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⑤] 20031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三册）《中弓》一文中的“情”字也写作“青”（第20简）。
[⑥]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下。
[⑦] 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1月版，第233页。
[⑧] 丁四新著：《论郭店楚简“情”的内涵》，待刊。此文为丁四新博士从美国哈佛大学给笔者寄来的Email文本。
[⑨] 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一）之《孔子诗论》、《缁衣》和《性情论》三篇文章中所有的“情”字，毫不例外地均为从青从心、上青下心的结构形式，与郭店楚简中时而写作“青”，时而又写作的“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这也许可以说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至少上述三篇）的书写年代，比郭店楚简的书写时代晚。
[⑩] 《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曰：“喜色由然以生，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呕然以偷，惧色薄然以下，忧悲之色纍然而静。诚智必有难尽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诚忠必有可亲之色，诚絜必有难污之色，诚静必有可信之色。”由内而外，内在之情必显发于色，算是对上青下心之造型的诠释。
[11] 现代心理学家的试验表明，人类的表情比他们的言语更富于真实感。“心理学家阿尔伯特（Albert）研究了使用英语的人们交往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