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中的“情”(6)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象后,惊奇地发现,在日常生活中,55%的信息是靠非言语表情传递的,38%的信息是靠言语表情传递的,只有7%的信息才是靠言语传递的。国外有人分析了上百万份资料,也做过类似的统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平均每一句话只用2.5秒钟,平均每天只讲10-11分钟话,而大量的信息交流是靠非言语表情承担的。在两人以上的互动场合中有65%的“社会意义”是通过非言语表情的交流方式传递的。”而脸部表情则最为丰富、复杂、直观、真实。另外,现代人类学也证明,原始人类极为重视人的表情,把它们视为人们心灵秘密的真实显现。大约古人生活简单,情感世界质朴纯真,比不得现代人的复杂。(卢家楣等主编《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大戴礼记·文王官人》、《逸周书·官人》等古籍都有大量例证说明这一点。

[12] 本文中所有《庄子》引文,均摘自郭庆藩撰《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后不再注。

[13] 刘向的《说苑》本来是西汉时期写成的,但是,根据李学勤先生的论证,它是一本古代圣人之言之事的儒家著作汇编,从中可以窥测到很多先秦时期原始著作的某些思想与状态。(见其《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这里的引文仅供参考用。

[14] 李零著:《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15] 《郭店楚墓竹简》的整理者释“弁”为“變”;李零先生读为“忭急”之“忭”。见氏著:《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16] 《商君书·垦令》曰:“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法家也同样要去掉怠惰褊急、巧谀恶心之情。但是商鞅走的是“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以“以刑去刑”的基本手法采取有效的恐怖主义和愚民政策,使民归于“静”、归于“愚”,忽视了人七情六欲的基本需求和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所以,《商君书》中的性情思想是中国先秦性情思想历史上的一股逆流。但是,法家并非完全排情,《商君书》与《韩非子》都承认孝亲之情是人的天性。

[17] 这个“度”字,裘锡圭先生读为“度”或“序”(请参见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82页),李天虹博士读为“文”(见氏著:《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9页)。笔者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但本文从裘说。

[18] 此论又见于刘向《说苑·杂言》:“孔子曰:‘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言不可不听也。”《说苑》多次出现这种与《孔子家语》相同或相近的地方,从一个侧面说明,《孔子家语》在一定程度上审慎地加以运用,对研究先秦思想史也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19] 《韩非子·解老》中也论述过“礼”与“情”的关系: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间,其礼朴而不明,故曰:“礼,薄也。”凡物不并盛,阴阳是也。理相夺予,威德是也。实厚者貌薄,父子之礼是也。由是观之,礼繁者实心衰也。然则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者也。众人之为礼也,人应则轻欢,不应则责怨。今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而资之以相责之分,能毋争乎?有争则乱,故曰:“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

商鞅与韩非子的理论失误之关键处,在于把国家的利益看得比人民的权利更为重要。韩非的论述中不能不说其中有一些朴素的合理之处,他的目的是要消除生活中因为欲望的驱使而引起的争斗。但是,他没有继承三代以来“民为邦本”的基本传统,更没有想到,在一个复杂而文明的社会里,文质互渗的道理,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完全没有领会到先祖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的深刻含义和社会作用,把人简单化,把社会简单化,由此而犯下了实在不应该犯下的错误。

《墨子》一书的作者站在小生产者的角度,提出了尚同、节用、非乐等思想,对先秦儒家的礼乐思想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子墨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又修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三辩》)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鼸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非儒下》)

墨子的批评未必就完全没有丝毫的道理,但从整体来看,墨子的批评,个人意气太重,过于偏激,没有学术的客观精神;而且以历史的退化论来非乐,以恶意的中伤来反对儒家的礼乐、哀丧和修身,这实际上是没有说服力的。郭齐勇师指出:“墨家主张的以兼易别和整齐划一的‘尚同’思想,反对多样化,不适应社会各阶层表达自己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墨家的‘尚同’与儒家的‘和而不同’,与秦汉以后统治者要求的集中都不相同。这也就是荀子所批评的‘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见郭齐勇、吴根友著:《诸子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因各种因素而导致不同,此乃千古不易之规则,墨子要彻底否定它,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是,毕竟是异想天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根本问题是忽略了人的个性,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自由意志,因而也就忽略了人本身,其后果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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