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但如果从海德格尔的Dasein的生存论分析出发，那么真正的本原之物，就不再是黑格尔的精神，而恰恰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时间性。但如果我们随着海德格尔继续对精神进行改写，将它改写为“时间的源始到时”，那么这个意义上的精神则依然是那本原之物，只是不再作为“首先”高高在上而与时间相对立“然后”才“落入”时间的黑格尔式的精神，而是“作为时间的源始到时而生存”、作为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精神。但这样一来，黑格尔的“精神落入时间”在生存论上就被解构为：“实际生存作为沉沦的生存，从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沦落’”。[21]于是依然有一种“沦落”，但不再是从精神跌入时间，而是“从一种时间到另一种时间”。[22]“‘精神’不落入时间”，[23]因为“精神”就是时间。于是德里达就能这样说道：“在引号（指上引海德格尔那句话中加在‘精神’这个词上的引号——引者按）后面或在引号里面，精神只是时间，而非其他。精神回到时间，回到时间化的运作”。[24]

一方面回避着，另一方面又使用着——这就是《存在与时间》对于精神的解构姿态。经历这种解构后的“精神”已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无时间、无空间然而才落入时－空或世－界的本原－主体，它自身就已是源始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自身就已具有了世－界。但毕竟，精神在这里仍只是避免中的使用。世界之为精神的世界也没有得到直接的宣布。



四、作为世界之本原的精神



但在1933年的《德国大学的自我确证》（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下简称《演说》）中，情况发生巨大变化。这时精神不再被回避，加在“精神”上的引号也终于去掉。德里达甚至说，校长就职典礼成了庆祝引号退场、精神出场的庄严仪式。[25]

海德格尔在演说一开头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以精神作为领导的前进行列：“承担校长之职，就有义务对于这座高校进行精神的领导。作为追随者的教师和学生，惟有真正并且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苏醒过来，获得力量。然而，只有当追随者的领导者首先并且时刻追随那个不可动摇的精神使命时，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获得属己的清晰、等级和力量，也正是这项精神使命给德国民族的命运打下这个民族的历史烙印”。[26]显然，在这个行列中，走在最前面的正是精神——以“精神使命”（geistig Auftrag）的名义。所以，既不是校长，也不是元首，而是精神才是真正的“领袖”——引导者。然而，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何以它才是真正的领袖？关于此种精神，海德格尔在演说中写道：



“如果我们希望在追问着的和敞开着的、于存在者整体之不确定性的中心坚守的意义上意求科学的本质，那么这种意求本质的意志就会为我们的民族创造其最内在、最极端危险的世界，也就是它的真正的精神（geistige）世界。因为‘精神’（Geist）既不是空空如也的机智，也不是无拘无束的诙谐；又不是无穷无尽的知性剖析，更不是什么世界理性；相反，精神是向着在的本质的、原始地定调了的、认知着的决断。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决非一种文化的上层建筑，更不是实用知识和价值的武库；相反，精神世界是在最深处捍卫一个民族的大地与血液力量的权能，是最内在地激起和最广泛地震撼一个民族之此在的权能。只有一个精神世界才能保证我们民族的伟大。所以这个精神世界要求：在追求伟大的意志和听任堕落之间进行的永久决断，必将成为我们民族踏上未来历史征程的法则”。[27]



这是海德格尔对于精神的一段集中论述。在此海德格尔将精神与世界本质地联系在一起：真正的世界乃是“精神的世界”，因为“精神是向着在的本质的、原始地定调了的、认知着的决断”。何谓决断？决断，Entschlossenheit：“去掉”（ent-）“锁闭”（Schlossenheit），或把“锁闭状态”“展开”。从《存在与时间》以来，“决断”就是Dasein从沉沦中苏醒而展开本真生存的关键一步。现在，“决断”的权能被赋予给精神：“精神是向着在的本质的决断”，使存在之本质从其锁闭状态中开展出来，使其真正在起来。而且这种对存在之本质的决断、展开，又是以“原始地定调”的方式（ursprünglich gestimmte），亦即“与本原之音调相一致”（s’accorde au ton de l’origine）的方式。所以，“精神世界”就“决非一种文化的上层建筑”，而是更本源之“物”：它是“至深”（tiefsten）、“至内”（innersten）、“至广”（weitesten）的权能：“在最深处捍卫一个民族的大地与血液力量的权能，最深沉地激起和最广泛地震撼一个民族之此在的权能”。此在必须要靠精神来激起和震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从《存在与时间》到《演说》的某种变化：首先，在《存在与时间》中，“精神”被改写为一个“索引词”，所指的是Dasein的本真而源始的时间性（生存），精神只是这种时间性的一种暧昧的表达。但在这里，精神似乎又重新成了某种比Dasein更本原的权能，成了那使此在本真地在起来的决断本身。其次，在《存在与时间》中，世界首先是Dasein的世界；但在《演说》中，世界首先是精神的世界，一个不带引号的精神的世界。精神成了世界的本原、根据。

这一点在两年后的《形而上学导论》中获得了更明确的表述。在《导论》中海德格尔写道：“我们曾说过，在地球上并环绕着地球，正发生着一种世界的没落。……在我们说世界的没落时，世界指的是什么？世界总是精神的（geistig）世界。动物没有世界，……世界的没落就是对精神的权力的一种剥夺，就是精神的消散、衰竭，就是排除和误解精神”。[28]世界总是精神的世界，世界的没落就是对精神权力的剥夺。可见，世界之为世界，就在于有一种作为权力或权能（Macht）的精神灌注其中。一旦此精神被剥夺，或消散、衰竭，世界也就开始没落。所以唯有精神才能使存在者在得有力，在得深刻：“精神是对在者整体本身的权能的授予。精神在哪里主宰着，在者本身在哪里随时总是在得更深刻”。[29]显然，这个意义上的精神，已经是世界的“承载者和统治者”，已经是“第一者”和“最后者”。[30]换言之，也就是世界之为世界的最后的根据与本原。在它之前与在它之后别无其他。同样显然的，这个意义上的精神，就既不可能是智能，也不可能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工具，也不再是文化以及上述这些的各种变种。所有这些在海德格尔眼里都已经是对于精神的误解。[31]

但世界之为世－界，必然总已经处于时间中了，因此也必然要展开为历史。即使世界是作为“精神的世界”，也必如是。不要说在黑格尔那里，精神必定要落入时间；就是在海德格尔自己这里，精神也已经首先是时间并从而是历史了。然而，海德格尔又是如何在精神“与”历史的关系中重新书写精神？



五、精神与历史的本原－目的论结构 



德里达在《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中曾为我们勾勒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四条由精神聚拢在一起的引导性线索。[32]其中的第四条线索就是关于历史的“隐秘的目的论或叙事秩序（l’ordre narratif）”或“关于时代性（l’épochalité）的思想”。[33]历史如何具有一种“隐秘的目的论”？我们又如何获得一种关于历史的“叙事秩序”？在海德格尔这里，至少在1930年代初的海德格尔思想中，最终或者首先，都是由于精神，或者说，根据精神。不是别的，恰恰是精神使历史——或隐或显地——具有了一个最终目的（telos），从而也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对于历史进行叙事的秩序和原则。精神为时代性和历史性奠基。一如世界总是精神的世界，历史也总是精神的历史。在1933年前后，这几乎成了海德格尔的一个基本思想。 

在《演说》中，海德格尔经常将形容词geistig（精神的）和geschichtlich（历史性的）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