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的社会，与上帝通过他们的圣典向他们说话的希伯来人的社会，或罗马共和国的社会、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波旁家族统治下的那不勒斯城，显然是大不相同的。成长的模式有迹可寻。
　　神话并不像开明的思想家所以为的那样，是对现实的虚假陈述，后来的理性主义者的批判才使其得到改正；诗歌也不仅仅是对用日常语言同样可以说明的事物的修饰。远古时代的神话和诗歌，是一种世界观的具体表现，它们就像希腊哲学、罗马法或我们开明时代的诗歌和文化一样真实可信--它们较为古老和粗陋，与我们相隔十分遥远，但是它们也有属于它们自己独特文化的声音，我们可以从《伊利亚特》或"十二铜表法"中听到它，它的庄严是后来更精致的文化所难以再现的。每个时代的文化都表达着自身的集体经历，人类发展阶梯上的每一步，都有各自同样真实可靠的表现手段。
　　维柯的文化发展循环论已变得十分著名，但这并不是他为理解社会或历史做出的最有创见的贡献。他的革命性举动，在于他否认了永恒的自然法学说，而自亚里士多德直到我们今天，它向来就是西方传统的核心。他鼓吹文化独特性的观点，不管这些文化与过去或后来的文化之间多么相似；他还宣扬人类社会在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所有活动和表现都具有一种独特风格的观点。因此他同时为比较文化人类学、比较历史语言学、比较美学和比较法理学奠定了基础；语言、礼仪、纪念物，尤其是神话，是认识后来的学者和批评家所认识到的集体意识之不同形式的惟一可靠的钥匙。这种历史主义与另一种观点显然无法调和，那种观念认为真、善、美只有一个标准，有些文化或个人比另一些文化或个人更接近于这标准，这个标准由思想家加以确定并由活动家加以实现。荷马的史诗是难以超越的巨著，但是它们只能产生于一个残酷坚忍、寡头统治的"英雄主义"社会。后来的文明无论在其他方面多么优越，都无法产生出必然比荷马更优秀的艺术。这种观点对永恒真理和不断进步--虽然它偶尔会被倒退到野蛮状态的时期所打断--的观念给予了沉重的一击，并且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之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线，前者研究的是从"外部"观察的相对不变的物质世界的性质，而后者则是用同情的眼光，从"内部"观察社会的演化，对于这种研究来说，科学批评所勘定的文本或材料虽然必不可少，却不是一个充足的条件。

　　 维柯的那些并不系统的著作还讨论了其他许多主题，不过他在启蒙运动史中的重要性，在于他坚持文化的多样性，从而也坚信以下观点的虚幻：实在只有一种结构，睿智的哲学家能够认识到它的真实面目，并能用完美的逻辑语言描述它--从柏拉图到莱布尼茨和孔狄亚克，再到罗素及其更有信心的追随者，都被这种观点所迷惑、在维柯看来，人们提出有关宇宙的不同问题，并做出他们相应的回答：这些问题，以及表达它们的符号和行为，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变化着并逐渐变得过时。为了理解这些回答，人们必须先理解一个时代或一种文化最关心的问题；它们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会因为它们和那些我们不熟悉的问题相比同我们自己的问题较为相似而更加深刻。维柯的相对性比孟德斯鸠的走得更远。倘若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便不仅从实践而且从原则上推翻了绝对真理和建立于其上的完美社会的观点。然而，维柯的著作几乎无人问津，在他的《新科学》于写成一百年后被米什莱复活之前，他究竟有多大影响，是个难以确定的问题。
　　如果说维柯只想撼动他那个时代的启蒙运动的支柱，柯尼斯堡的神学家和哲学家J．G．哈曼则是要摧毁它们。哈曼幼年受到虔信派信徒的教育，该派是路德教各派中最注重内省和自我得救的一派，他们希望让个人的灵魂直接同上帝为伴，强烈反对理性主义，易于陷人感情极端，最关心的是道德义务的刻板要求和严格自律的需要。十八世纪中叶，腓特烈大蒂试图把法国文化和军事、经济和社会方面一定程度的理性化，引人东普鲁士这片他的属地中最落后的地方，结果在这个虔诚的、半封建的传统普鲁士社会（这里也诞生了赫尔德和康德）激起了特别猛烈的反抗。哈曼最初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但是在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精神危机之后，他转而反对这场运动，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它们风格怪诞，充满奇异的影射和古怪的想法，故意语焉不详。他尽量让自己与法国那些冷漠而傲慢的思想和情趣的独裁者们保持距离，因为在他看来，他们的优雅、明晰、流畅而肤浅的风格是可憎的。哈曼的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所有真理都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理性没有能力证明任何事物的存在，它只是一个方便分类和组织材料的工具，但它所根据的模式与实在并不一致；所谓理解，就是同人或上帝交流。对他来说，就像对于更古老的日耳曼神秘传统一样，宇宙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万事万物，植物和动物，都是上帝同他的创造物进行交流的符号。一切都取决于信仰；信仰就像感官一样，是获知实在的一种基本官能。阅读《圣经》就是倾听上帝的声音，他用一种他恩赐于人类的、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说话。有些人具备理解他的方式和观察宇宙的天赋，而宇宙和《圣经》、教会中的神父和圣徒的启示一样，就是上帝的一本启示录。只有对人或物的爱，能够揭示万物的真实本质。爱公式，爱普遍命题和定律，爱科学或庞大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中的抽象观念，是不可能的，这些符号过于一般，无法接近实在。而法国的启蒙者们却用它们遮蔽了自己的眼睛，看不到具体的现实，看不到只能由直接获取、尤其是通过感官获取的真实经验。
　　哈曼为一个事实而高兴：休漠成功地摧毁了预先便存在着一条通向实在的道路这一理性主义主张，他坚信一切知识和信念归根到底取决于对直接的知觉素材的把握。休漠正确地认为，假如他不相信存在着鸡蛋或水，他是无法吃鸡蛋或喝水的；信念的因素--即哈曼所说的信仰--取决于各种基础，它们的不需要证据，就像情趣或任何其他情感不需要证据一样。真正的知识是对单个实体的直接领悟，概念无论多么特殊，对于全部个人体验来说也绝对不可能完全恰当。歌德极为赞赏哈曼，他用哈曼的语气对拉瓦特尔说，"individu。 est ineffabile"（个体是不可言喻的）。科学可以被用于实际事务，但是没有任何概念能够使我们理解一个人、一件艺术品，理解各种姿态、符号--不管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所传达的信息，理解一个人。一场运动和一种文化的风格和精神实质；它也不能让我们理解向任何有耳闻目睹能力的人说话的神抵。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它的真实性取决于它的特性、它同其他事物、事件和思想的差别，而不是取决于它和后者的共同因素，而普遍性的科学所要记录的就是这种共同因素。哈曼说，"只有感情能够给各种抽象观念和假设装上手足和翅膀"；"上帝向我们说话，向感官传递信息，用的是诗化的语言，而不是博学之士的抽象语言"，因此凡是在这些问题上有话要说的人，他也必须向另一个人这样说。
　　哈曼对有关外部世界的理论或思辨没有多少兴趣；他只关心个人的内心生活，因此只关心艺术、宗教体验、各种感觉和个人关系，在他看来，科学的理性得出的分析性真理，会把它们变成毫无意义的符号。"上帝是个诗人，不是数学家"，康德之流，对于给我们提供了无穷的语言建构的东酉怀有"一种认知的仇恨"--他们认为词语就是概念，更糟糕的是，认为概念就是真实的事物。科学家发明了各种体系，哲学家按人为的模式梳理现实，他们对现实视若无睹，一心营造空中楼阁。"既然已给了你证据，为何还要寻找虚幻的东西？"体系不过是精神的囚牢，它们不光在知识领域里造成歪曲，而且导致庞大的官僚机器的建立，所依据的原则无视生命世界丰富的多样性和人们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