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语料库应用于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末期，主要是作为一种工具，进行语言对比和翻译批评方面的研究（参阅Laviosa 2002：21）。90年代初期，平行对齐的语料数据开始应用于机器翻译（McEnery &Wilson 1993：8）。Baker“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启示与应用”（1993）一文，倡导用语料库方法研究翻译，标志着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范式的诞生。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是语料库翻译学大发展的时期，多本语料库翻译学论著陆续出版①。2003年，在南非Pretoria召开以“语料库翻译学：研究与应用”（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为主题的研讨会，是国际上首次以语料库翻译学为专题的国际会议。近年来，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对原有课题认识在深化，并不断有新课题产生。方法论也更为成熟，复合的对比模式逐渐取代单纯的单语类比或双语平行模式。200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语料库与译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②，语料库翻译学的实证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愈加突出。本文以此为时间参照，集中评析近几年此领域研究的课题和动向。
    二、近年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概况
    近几年国际上语料库翻译研究十分活跃，每年一会。2007年的“语料库与译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以说是对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课题、方法论和动向的一个阶段性反思。Baker（2007：50）从资源、新技术、合作项目、研究日程、方法论以及解释力等方面讨论了语料库翻译学这一阶段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语料库翻译研究方法论不仅在适应本学科的性质与要求，还力图与其他学科所采用的方法从总体上保持一致；此外，注重方法论的解释力，即研究者如何选择研究对象、如何呈现研究发现以及如何对研究结果做出明确、详尽的解释（同上：53-54）。这说明语料库研究是一个不断检验和完善假设的过程，是在实证基础上的描写，但描写的最终目的是对翻译现象做出合理解释。
    2008年，浙江大学主办了第一届“用语料库进行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Using Corpora in Contrastiv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UCCTS）的国际会议③。就翻译研究来看，这次研讨会体现出语料库翻译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特征。从内容上，虽然还是集中在翻译语言特征、语料库与词典学、专门用途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等课题，但研究切入点除形式方面的句法结构外，还延伸到了话语、修辞和准翻译文本等非形式方面。Rocha（2010）以多文类的英语-葡萄牙语平行语料库为基础，讨论英语回指指示词this的葡萄牙语翻译，展示了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话语分析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Ding et al.（2010）借助语料库，尝试建立英汉语中的隐喻翻译模式。Miao & Salem（2010）以傅雷译《约翰·克里斯朵夫》为语料库，将关注点放在译者注释上。此外，从内容上翻译共性研究已不再限于对假设的检验，而更多集中在对方法论的反思方面，尤其讨论了基于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翻译共性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汉语等非印欧语系的语言。从对比模式上，已不限于单纯的平行或类比，而是多类文本的复合对比，如平行加单语库的翻译语言和中介语的类比。从技术层面看，仍然以平行语料库构建、语料库的对齐、语言单位识别与自动提取为主。语料库口译研究所占比重依然较小，内容和方法上主要还是以笔译语料库的研究模式为依据。
    同年，英国Multilingual Matters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共用语料库：语言学家与译者》（Incorporating Corpora: The Linguist and the Translator）。此文集展示了语料库基础上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领域内的新发展，所使用语料库涉及英、法、汉、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多种语言，单从语种范围扩大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语料库翻译研究发展之迅速。翻译共性依然是语料库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主题是对方法论的反思，尤其是对相关概念的认识。Mauranen（2008）指出，“共性”这一概念被一些学者（如Tymoczko 1998等）质疑，而且早先的某些假设与现有部分实证研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和重复，但这些并不能否定翻译共性研究的价值。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如局部共性与整体共性、语际共性与语内共性（或源语型共性与目标语型共性）的划分等。Mauranen认为“共性”并不一定意味着绝对法则，而在于对翻译语言的描写不仅有助于认识翻译的本质，双语加工语境下对语言的塑造更有助于理解其他类型的语言接触。Malmkjer（2008）从社会学和理论语言学的角度指出，规范属于社会文化范畴，而共性则属于认知范畴。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对翻译共性的认识已经超越语言或文本本身，开始转向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
    2009年，比利时根特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Ghent）主办了“语料库翻译学方法论新发展”（Methodological Advances in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的国际会议④。此研讨会的宗旨是“鼓励在较少被研究的语言中开展语料库相关研究，同时鼓励能够推进翻译研究方法论和概念边界的研究”。大会倡导的研究课题有：隐化、指示语转换、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信息结构的不同对称性、翻译语言的语域差异等。
    2010年，英国的艾吉西尔大学（Edge Hill University）主办了第二届UCCTS会议。此次会议以翻译、语言对比和应用领域的语料库为关注焦点。就翻译方面的研究课题看，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翻译共性仍占据一席之地，但侧重于实证基础上对方法论的反思。第二，更加关注语料库的文类（genre）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语料已不仅限于文学与非文学的划分，还涉及商业、旅游、医学以及航空等具体文类。第三，与翻译相关的语料库类型有所增加（如中介语语料库、多语语料库等），在此基础上的对比模式多样化。第四，从描写走向解释。2011年，英国Continuum出版社出版了《语料库翻译学：研究与应用》（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文集，展示了近年来此领域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进展。在内容上，从纯形式的考察对象转向话语层面，进而关注翻译带来的语言变化；在方法论方面，最大的进展是建立复合式的对比模式，并向过程和因果模式过渡。
    三、语料库翻译学的进展：深化原有课题和开拓新课题
    语料库翻译学发展初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Baker（1993：243-248）最初设想用语料库研究翻译主要是从翻译文本入手，从以下几方面展开：1）翻译语言普遍特征或翻译共性；2）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翻译规范；3）翻译中介过程研究、翻译单位的大小与性质，以及对等的类型与层次等。可见，当时设想的课题，不仅对翻译文本本身，还有对文本背后、翻译过程以及操作方式的关注，不仅包括语言，而且涉及社会、文化、认知等方面。但从后来的发展看，前两类课题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其中共性研究成果丰富。对第三类课题的关注则较少，原因在于：尽管语料库是一个丰富的资源，但由于语料自动标注的信息有限，数据提取主要侧重于语言形式方面，对语义、语用层面的数据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取，限制了这方面的发展。当前语料库翻译学的内容，不仅深化原有课题，还拓展出新的课题。
    1.翻译共性研究究竟有无价值？
    翻译共性是语料库翻译学课题。Baker（1993）提出的翻译共性具体包括：显化、消歧、简化、合乎语法性、避免重复、凸显目标语语言特征及其分布六个方面。相关的实证讨论又增加了传统化、标准化、范化、净化等讨论，后来主要集中在显化、简化和范化三个方面，近年来又增加了独特项假设、干扰、非典型搭配、不对称假设等。这些分别以不同语对或语种的语料库为基础，以语际对比或语内类比为模式的实证研究，既有对原有假设的支持，又有不同程度的背离，引起研究者们对现有研究的反思⑤。
    一些学者对共性研究持批评态度。Saldanha（2008：20）指出，现有关于显化的定义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目标语文本中的显性程度并不一定与源文本中的隐性程度相对应；第二，目标文本“信息度”的增加并不一定是这种隐-显关系的结果；因此，要更全面认识翻译中的显化，就需要超越单纯的描写，挖掘译者使用显化策略的动机。House（2008：11-12）认为，“对翻译共性的诉求从本质上讲是徒劳的，也就是说，翻译共性不存在，也不会存在”。她提出了五个理由：1）翻译同样是对语言的运作，因此一般语言共性也适用于翻译；2）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涉及的主要是言语（parole），即语言运用，因此本身受具体语对限制；3）不同翻译方向上显化的表现并不一致，如英译德文本中表现出的显化并不一定出现在德译英文本中；4）翻译受具体文类限制，如科普文本和经济类文本翻译中所表现出的显化程度并不一致；5）从历时角度看，源文本某一文类语言的社会地位会影响翻译文本文类的性质以及具有类比关系的同类非翻译文本。
    以上批评不无道理，但也不是很公平。首先，显化研究从对比模式上可以分为语际和语内/类比两种，前者是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的对比，后者则是目标语内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的比较。从影响因素方面，又可分为强制性和选择性两种，前者是语言系统影响的结果，后者则取决于译者、翻译过程、目标语规范等多种因素。从译者角度，又分为有意识的策略和下意识语言选择的结果。Saldanha的切入点是源文本中的选择性连接词、自我指称和文化局限词在目标文本中的处理，因此她关注的是语际显化。其次，她将译者有意识的翻译“策略”与译者预期的读者群以及译者对自身作为文学或文化中介者的认识联系起来。但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其他不同类型的显化研究还不够充分。House讨论的也是语际共性，但她的观点比较极端，直接否认翻译共性的存在。其实，House的理由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就第1）条而言，语言共性是独立单语之间的比较，翻译共性研究中具体语对表现出的属于“局部共性”（local universals），不同语对都表现出的属于“总体共性”（global universals），但两种共性都是从源语到目标语的转换过程或产品表现出的特征，因此语言共性可能部分适用于翻译共性，但翻译共性不会全是语言共性。第2）、3）、4）、5）条中的具体语对、翻译方向、文类和语言的相对社会地位都是翻译共性研究中的变量，不同变量控制的研究结果属于“局部共性”，而“局部共性”是我们认识“总体共性”的一条途径。
    但上述讨论提出的一些观点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供今后研究借鉴。第一，共性研究应该超越描写，将重点放在对现象的解释方面。下意识语言选择造成的显化可从心理语言学视角来探索，有意识的显化策略则可从社会、文化等视角来考察。例如Pym（2005）指出，导致译者采用显化策略的一个社会性动机就是他们的交际风险意识，即要确保原作者和目标语读者的沟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误解；第二，共性研究中对具体语对、翻译方向、文类、源文本相对社会地位等变量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结果的信度。其实，“翻译共性”与“忠实”、“对等”、“规范”等一样，都是翻译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工具，与特定的研究取向对应，“忠实”对应语文翻译取向，“对等”对应语言学翻译，“规范”对应描写翻译学，“翻译共性”则对应语料库翻译学。正如不存在绝对的“对等”，也不一定有绝对的“共性”，但它们都是我们认识翻译现象的手段。Toury（2004：29）曾指出，翻译共性研究并非一个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解释力问题，即如何借助各种概念工具对翻译现象进行更好的解释。这是对“翻译共性”概念的一个客观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