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改革势在必行。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逐步稳固，与普通本科院校规模相当，并正在进行着规模发展向质量提升的转型。高职教育经费投入的制度建设的目标也反映了“质量”发展诉求。但是，现实的投入力度、投入方式已经难以适应高职教育的发展阶段。因此，高职教育经费投入需要增加投入总量与形式，拓展经费来源渠道，改变传统的经费投入方式，以保障高职教育的规模效益目标与质量效益的阶段性目标的实现。

　　[论文关键词]高职教育 经费投入 规模发展 内涵发展

　　高职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的发展与结构调整是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和高职院校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虽然，当前高职教育仍尚未突破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但是，“规模效益”的阶段性目标已初步实现。随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的推进，一批办学质量较高、办学特色比较明显的高职院校脱颖而出，成为引领高职院校发展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先锋军。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资源依赖性特征。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稳定、充足、多渠道的经费来源是保障办学质量的核心。就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现实来看，制约深入推进基于质量的内涵提升战略的关键依然是持续稳定且结构合理的经费投入。

　　一、高职教育发展转型的现实

　　20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掀起的高校扩招浪潮中，高职教育成为普通高等教育机会提供的主力军。2002～2007年，我国普通专科招生数高于普通本科招生数，成为这一时期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主力军。从部分数据来看，2007年以来，高职（高专）教育规模发展稳中有升，招生规模相对稳定。2007年与2004年相比，招生规模增加了约46万人，2011年与2008年相比，增加了约14万人。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过程中，高职教育发展受惠于国家有针对性的政策安排，逐步稳固了其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2007年以来，本专科在校生规模基本稳定在1.3∶1左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2015年、2020年高职教育规模要达到1390万人和1480万人的目标，增幅为90万，占高等教育规模增长总量的45%。未来，高职教育将依旧扮演着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角色。这就需要在稳定高职教育规模发展的同时兼顾规模与质量的同步提升。
　　高职教育质量战略也因示范性高职院校计划的推进与深入发展而积累了质量保障与提升的经验，如校企合作联动机制的建设、实训实习与专业课程改革等。如果说前期的高职教育的规模提升得益于高校扩招政策，那么2007年以来高职教育发展所反映出的特征则受益于国家政策倾斜。2006年，《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提出，从2006年开始，截止到2010年分三批建设100所左右的示范性院校。“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启动，高职教育也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扩招以来的规模外延发展模式逐步向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转变。截至目前，已经建成100所示范高职院校，9所重点培育院校，一批高质量的高职院校涌现出来。2010年，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周期结束后，国家又出台了《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实施工作的通知》（教高[2010]8号），拟定100所高职院校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这一系列重点推进质量提升政策的抓手是增加了对部分优质高职院校的经费投入，逐步改善了这部分院校的办学条件，提升了办学质量。从高职教育发展的现实来看，高职教育发展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的转型阶段。因此，高职教育发展的短暂稳定期需要为转型发展做好充足的准备条件，其中，形成稳定的经费投入机制是转型能否成功的物质基础，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依旧将扮演重要角色。

　　二、高职教育经费投入中存在的问题

　　（一）高职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失衡
　　合理的经费投入结构是衡量经费投入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保障经费投入稳定的前提条件。我国高职院校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社会捐赠经费、事业收入（其中包括学杂费）及其他收入，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与学杂费收入是高职教育经费的主要收入来源。
　　第一，高职教育经费是高等教育经费的组成部分，其在普通高等教育中的比例反映了其经费投入的相对水平。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总量相对较少，生均拨款远远低于普通本科院校。2010年，普通高职高专经费收入总量达921亿元，占普通高等院校经费收入总量的20%，与高职高专在校生规模占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的40%相比严重失衡。2009年，我国普通本科院校生均教育经费为8115.64元，高职院校仅为4827.81元。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与高职教育规模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高职教育在以较低的教育投入承担着与之不相匹配的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的责任，因此，其教育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第二，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多样，但是存在内部结构失衡的现状，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与学杂费所占比例偏大。2010年，高职教育经费投入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96亿元，占经费收入总量的43%；学杂费收入为402亿元，占经费收入总量的44%，略高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普通高校学杂费占经费收入总量的比例仅为33%，但其他投入总量仅仅占13%。虽然高职教育个人收益远远大于社会受益，具有弱公共性的特征，但是高职教育在发达国家中受到普遍的重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中企业经费投入是其主要来源，也是其主要特征；英国设立了专门的职业教育基金会分配职业教育经费，而美国以社区学院为主要形式的高中后职业教育机构的经费投入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投入，区域差异较大。其中，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经费来源于两个渠道。企业及跨企业职业培训的费用大部分由企业承担，职业学校的费用则由国家及各级政府负担。企业培训是“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的主体，德国企业承担了“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大部分费用。德国的职业学校属州教育文化部主管，其经费根据州和地方办学机构之间的职能分配，由州政府和地方办学机构共同负担。
　　第三，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投入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高职教育经费投入区域差异较大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郭文富通过对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与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及省际差异的研究得出：2008年，东、中、西高职教育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投入的均值分别为6456元、3768元、5367元，呈现出东、西、中的分布状态，但是东西部内部差异较大，东中西变异系数分别为0.6、0.37、0.48。从经费投入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上来看，东部较好，中部一般，西部最差。总体来看，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投入区域差异明显，且区域高职教育投入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二）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方式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新发展
　　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方式是国家干预的形式与目的的实践表现形式。合理的、有针对性的经费投入方式的设计是提高经费利用效率与质量，引导高职院校发展，提高办学质量的有力杠杆。在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专门就高等教育拨款方式、经费投入领域及经费使用效率进行反复讨论，以保证高等教育经费得到有效利用。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拨款主要由财政部负责。我国高等教育拨款模式主要包括“基数加增长”和“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模式。基数加增长的拨款模式是按照事业结构规模的大小或事业的需要确定各种人员编制、房屋和社保标准、行政和业务费用开支额度，形成财政拨款基数，在此基础上考虑当年教育事业发展与变化的具体情况确定拨付数额；后者主要是基于“定员定额”来拨款，经费总量根据政府部门制定的各级各类学生生均拨款定额标准和高校在校生规模进行拨付。高职教育经费拨款中，“基数加增长”的拨款方式虽然也反映了对“增量”的关注，但是相比来看，前一年的拨款数额具有更大的决定作用。同时，在确定增量时，该模式过于重视数据变化，而忽视了数据变化所折射出的实质性发展趋向。具体到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该拨款模式能够及时反映并保障高职院校的规模发展，但对于规模发展过程中质量提升的增长点难以兼顾。叶小明通过对我国公办高职院校经费投入的特点及问题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基数+发展”拨款模式下，中央所属与地方所属高职院校的生均财政经费投入差距明显。本文通过对2005年地方高职院校与行业高职院校生均财政拨款的比较得出，地方院校在这种拨款模式下生均拨款明显高于行业高职院校。后者确保了经费使用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固定性，但是这种拨款方式凸显了政府干预过多，也不利于高校的自主发展。目前，高职教育规模发展已经达到了临界值，处于规模稳定期。以“规模”变量为核心的高职教育拨款模式难以刺激高职教育规模发展的转型，反而固守这些模式会进一步推进高职教育的规模发展，从而不利于质量同步提升。高职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呼唤高职教育拨款的新模式，才能凸显高职教育的发展重点，反映高职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