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那种极左的教育方针被抛弃，新的教育方针被确立。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中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身份建构的角度说，这一段话明确地说明，教育应该着力于人的社会身份的建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以社会身份为培养重心的教育，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因为社会身份的核心是人的专业技能，于是，小学和中学教育偏重于知识，甚至在高中阶段就早早分科，为未来的专业教育作准备，大学教育夸张一点说则成了专业技能的培训基地，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将来就业，而情感、理想和信仰的教育，则无论在中小学还是大学，常常缺失，或者被边缘化。于是，当这些学生离开学校，获得了教师、医生、会计、工程技术人员等身份之后，他们中有的人缺少道德底线，有的人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有的人没有归属感，更普遍的现象是，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感到迷茫，甚至成为身份光鲜而精神空虚的行尸走肉。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忽视了文化身份的建构。
　　所谓“文化身份”，有人把它定义为“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之间的被意识到的联系。利用这种联系，他得以作出关于其生活意义的解释”。还有的人说，“我们或者可以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有共同文化’的、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如果说社会身份是显性的，则文化身份是隐性的。穿着白大褂的是医生，穿着军装的是军人，而一个人的文化身份是没有明显的外在标志的，它是躲在社会身份后面的隐性身份，只有当社会身份的人在活动、在表现的时候，才能捕捉到他的文化身份。如果说，社会身份是变动不居的，而文化身份则是相对稳定的。一个人一生可以尝试不同的职业，但是文化身份一旦形成，则保持相对稳定性，一般不会轻易改变。你可以有不同的职业，但你在不同的职业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却是一致的。如果说，社会身份是具有实践和操作特性的，文化身份则是具有精神和思想特征的。在实践和操作中，人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工具和手段，成为一个“异化者”，只有文化身份，特别是健康的文化身份，才能使人从工具还原为主体，从手段还原为目的。人不仅要知道“我在做什么”，而且应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从而使求真、向善、尚美成为人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并且在这种人生价值的实现中得到幸福和满足。所以，只有文化身份的教育，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教育，才是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

　　三、合作型学习是文化身份建构的最佳方式

　　现实已经证明，那种以社会身份的建构为学校教育的主要甚至唯一目标的教育，是一种短视或者说是失败的教育。当下教育应该着力于学生的文化身份建构，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身份的建构。为此，我们应该选择文化身份建构的最佳方式。
　　学生文化身份的建构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它当然需要全校的教职工为学生的文化身份建构作出表率，需要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用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去教育和引导学生，需要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从社会上那些英雄、劳模身上得到精神的激励和境界的提升。但是，文化身份的建构不能总是建立在外在的灌输和模仿的基础上，它需要在实践中形成、巩固和提高。所以文化身份的建构，最终只能是在学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学习中去实现。
　　有人会说，学生每天都在学习，他们的文化身份不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学习有不同方式。综观古今中外学生的学习方式，有人把它归纳为三种，即自我型学习、竞争型学习和合作型学习。社会学家经过考察和比较，发现在三种学习类型中合作型学习最具优势。因为，“自我学习型方式没有为学生间的互动提供机会”。“尽管竞争型学习能够激发学生更加努力学习，但也应该注意到所有学生的学习进度并不一致这一事实。把学生贴上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标签，不但会加剧这种事实，而且会使那些表现差的学生产生自卑感”。只有在合作型学习中“学生都表现出有较高水平的成绩和推理能力。他们重视所学的课程，有较强的自尊心并且培养了很强的人际交往技巧”。合作型学习被认为有以下五个基本要素：“1）积极的相互的信赖”；“2）个体责任”；“3）合作技巧”；“4）面对面的互动”；“5）小组反思和确定目标”[8]。这倒是与当代新课程改革中的“自主、合作、探究”不谋而合。可见，合作型学习是一种最佳的学习方式，它也是一种最佳的文化身份建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