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适应社会”中失衡
　　目前，“适应社会”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头禅，“适应社会”似乎成了有益于社会的代名词。在教育中多了许多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社会的目标，致使教育的目的过多偏向了社会一方，甚至变成了“适应社会”。本应作为社会冷静的大脑和社会良心的大学变成适应社会的奴仆。比如，在大学中过分看重毕业生的“就业率”，就可能使教育沦为社会就业的手段，它限制了学生的发展，抹灭了他们的兴趣，而只是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去适应某一职业，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应有的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教育的目的理所当然应关注社会的需求，但更应引领社会发展而不仅限于适应。在人类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应摒弃过于适应社会的做法，变革社会中那些制约个人的部分，找回失去的个人价值，尊重个人发展，以社会发展的状态为基点，找到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平衡基点，并保持两者动态的平衡关系，以此更好地发挥出当今教育目的的功能和价值。

　　四、理性目的与功利性目的的失衡

　　1.理性目的与功利性目的
　　理性目的和功利性目的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两者的哲学基础不同而产生的。黑格尔认为，人们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偏向对理性生活的追求，因为理性生活证明了人们的理智。康德认为，教育目的是让人“尽早地使自己受理性的指挥”；红衣主教纽曼也认为，“有一种教育的目的是哲学性的”；而斯宾塞则提出教育是为人们的社会生活而做准备的。人们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生存技能，才能“超功利”地生存。在古语中，“学以致用”一词传承千年而经久不衰，也正是中国教育目的中功利性目的淋漓尽致的表现，两者在历史的争论中都显示了自己的合理性。
　　2.在“有什么用”中失衡
　　当今社会，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原动力，教育无可厚非地应当含有追求经济效益的功利性目的。但目前在思考教育问题时，“有什么用”这样一个问题常常首先会被提及。在这种疑问的引导下，教育开始重视各种直接“有用”的东西，而忽视了真正有用的东西，丢了“无用之大用”。“‘有用’铺天盖地地来了，大师静悄悄地走了”。教育目的也正是在这样的疑问中过多地偏向了功利性目的，使教育沦为一种工具，重理轻文，急功近利，无法自拔，走向异化。

　　五、教育者目的和受教育者目的的失衡

　　1.教育者目的和受教育者目的
　　教育者目的在总体教育目的中的地位毋庸置疑，受教育者作为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其本身的目的也应是必不可少的。许多学者认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目的”，如“有一种教育目的是把学生自己培养成自己”，这类观点意在说明受教育者的目的是教育目的中的核心部分。
　　但人的智商水准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沿一条类似于正态分布的曲线发生变化，受教育者目的的适用性问题因此出现。这种教育目的可能只是适用于一部分人而不适用于另一部分人，可能只适用于人生的某一阶段而不适用于另一阶段。所以，在受教育者不具备或还没拥有相应的能力时，教育者目的则是必不可少的，两类目的的比重，应是一个平衡转换的过程。
　　2.在“经验和权威”中失衡
　　以教育者拥有更多的“经验”为由，或教育者自诩为“权威”，对受教育者进行灌输性教育的做法，在当今的教育实践中屡见不鲜，它使受教育者个性的发展和自我的创造变得不值得一提，这也是两者失衡的原因所在。许多学者认为，从“经验”“权威”出发，是为受教育者以后的幸福，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总体却经不起推敲。正如怀特所说，受教育者在尚未确定自己的目的之前，就被驱进了某一设定好的轨道，过早地限定了他们目的选择的可能性，即使在成年之后放开了他选择的自由，但其意义也是十分有限的。
　　人生没有给定的意义。受教育者的幸福取决于自身的深思熟虑而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唯命是从。所以，在受教育者拥有自我教育能力之前，合理地加入一定的受教育者目的，让两种目的在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能力的发展过程中慢慢地此消彼长，进而达到平衡，如此才能使受教育者收获他们自己的教育、人生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