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专家

　　教师过分专业化和职业制度化给其公共角色带来了种种的排挤，使教师公共意识逐渐淡漠。在理论上，教师的“业余者”身份与“专家”身份是对立的，但在当代现实中作为社会良知的教师应该具备业余者的立场眼界和专家的学识修养。 “业余者”与“专家”身份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作为社会良知的教师成为“业余者”的同时，更应该担当起“专家”的角色，要在专业性和业余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首先，教师的“专家”身份使其有说话的资格。按照美国学者科尔文（G.Crowin）等人曾提出的标准，凡是称得上一门“专业”的，必须具备以下一些特征：为公众提供服务，可以成为终身投入的事业；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非一般人可以轻易获得……而教师作为从事教育教学的一种专门职业正好具有上述列举的“专业”的性质。教师所具有的这种“非一般人可以轻易获得”的“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恰恰使他们在遇到公共领域中与其专业有关的问题时拥有着比其他知识分子以及群众更多的理论与实践背景，从而在该问题上更具说话资格。在教师获取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学习、思维能力，使他们在遇到一些与其专业关联不大的问题上独树旗帜。
　　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的“文化资本”理论提出，知识分子占有数量较多的文化资本，并且拥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化资本越大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影响力越大”。 但是这种资格的获得并不是功利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获得了某种文化资本就可以取得某种霸权。我们也并不鼓励教师对专业权威的膜拜和学术霸权的顺服。这与萨依德反对的“专业主义”是不相矛盾的。就知识的意义上来说，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不是很狭隘的），实际上提供了自己对公共领域发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依据，专业知识和理论思辨赋予知识分子言论以价值和力量。
　　其次，教师的专业态度可以引起公众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萨依德在其著作《知识分子论》中激烈地批判了现代社会专业化的牢笼已经把知识分子囚禁在狭窄的专业领域……他认为，对于今天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于“专业态度”。
　　然而，教师的专业态度可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导向：一是对专家资格（权威）的崇尚与对职称地位的追逐；二是以专业知识和兴趣为依托，进而引起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公共领域的涉足。前一个导向是大多数人在批判、否定“专业化”时提出的原因，但是教师的专业态度可以唤起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仍是不可否认的。
　　布朗德士（Brandeis）曾对“专业”概念和标准作过如下描述：“专业是一个正式职业；为了从事这一职业，必要的上岗前的培训是以智能为特质，摄入知识和某些不断扩充的学问，它们不同于纯粹的技能；专业主要供人从事于为他人服务而不是从业者单纯的谋生工具，因此，从业者获得经济回报不是衡量他（她）职业成功的主要标准。” 显然我们不能单纯地将“专业态度”理解成一种功利性的精神追求，它应含有社会关怀。
　　在社会分工中，教师应有自己的专业定位，教师不是普通的知识分子或是纯粹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教师应该立足于专业领域。如果没有专业领域的背景，一切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的担当都是虚无缥缈的；即便这份担当社会道义的良心多么热烈，专业丧失只会让人感到力不从心。笔者认为无论“专业化”“专业性”还是其他一些什么和“专业”有关的东西对于教师来说不应该是累赘，而可能成为原初的出发点。
　　鲍曼在其著作中写道，“……此类思想家（包括教师）每一个人，都有某种专业或职业，都从属于某种功能性专业团体，不过除此之外，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把他或她自己提升至另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理性和道德的声音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干扰的。当然在某一些职业中，这种自我提升比在另一些职业中更方便、更有可能，但在本质上，它并不完全视职业的世俗功能而定，这种自我提升，从根本上看，是一个个人选择并承担责任的问题”。教师的“专家”身份将更加有利于教师向公共知识分子的层面提升，更有利于教师担当起社会良知。如果要完成这种人格的升华、人性化的回归，作为社会良知的教师应该做好行业内专家，专业化道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