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荷兰一样，英国也将学费定价权下放到各高等教育机构。2003年在由英国教育与技能部颁布的白皮书中，差异化收费作为一项核心议题被列出。2004年1月，众议院通过了英国政府的一揽子改革计划，颁布((2004年教育法案》，着手对学费问题进行改革。这次改革的焦点集中在非管制、差异化收费的潜在效应方面，规定：从2006年开始取消国家统一学费标准，代之以各大学自行确定学费数额，最高限额为每学年3 000英镑。Barr强烈支持政府的学费改革计划，认为差异化收费(也可称其为弹性学费制或差别收费)是必需的，是符合建立多样化、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要求的。
　　概括来说，各国施行差异化收费制度带来的潜在效应可以被大致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主要的积极效应有：为高校增加来自学生方面的资金收入；增强科目设置和授课方式的多样性；在各高校间形成良性竞争；赋予学生基于价格一质量权衡交易的自主选择权；为学生和高校之间搭建更紧密的桥梁；价格的上调可以反映出高校自身的传统、目标和提供的教育产品等。主要的消极效应有：学生的选择越来越受价格因素的制约而取代了原本应有的制约因素；高校越来越注重回报率高的专业而牺牲了冷门专业的发展；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给予某些高校特殊的区位优势，他们以此抬高收费；居住在国家边界的学生倾向于选择国外收费较低的高校就学；越来越重的学费负担可能会阻止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被迫放弃第一志愿学校。
　　Jongbloed认为，要使市场机制在弹性学费制中充分发挥上述积极作用，那么必须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并尽量使之同弹性学费配套推进。例如：学生资助体系；信息获取的便利、充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技巧；政府为由其投资的高等教育机构设定的教育规模的现状；公共投资率和系统成本之间的关系；公共资金和受教育者数量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差异化收费作为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一项新议题正在讨论和试行当中。曲洪涛(2002)提出高等教育收费应双重定价，即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差别定价，在充分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以价格为导向，合理地确定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定价差别，这将是解决基础学科人才匮乏、促进基础学科发展的有效办法。陶爱萍(2007)从调节供需矛盾、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社会公平等方面论证了差别收费的必要性，提出高等教育的收费差别要建立在教育质量、生均教育成本和家庭经济收入差异的基础之上。并认为要使差别收费具有实际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关键是要对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进行质量评估，从而按质定价；确立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成本核算方法和核算机制，做好对高等教育的成本核算，使高等教育学费的确定有数据可依；对学生的家庭经济收入进行调查和认定，以便按其家庭经济支付能力和承受能力制定相应的学费标准。郭春华(2008)认为高等教育的学费应该按照地区差别、校级差别、专业差别等来体现差异性，使高等教育更加符合学生个性化需要，并且使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能力得到提高，这既保证了考生的选择权，也减轻了国家的财政压力。
　　(三)收费标准的计量方法
　　在诸多研究成果当中，不乏有学者提出一些具体的量化计算指标和模型，如柯佑祥(1993)提出了学费——成本比、学费——收人比以及学费占高校经常性收入的比例；晏开利(1995)以家庭年均收入和储蓄额为指标核算学费的基准额；陈雄(1996)从生均培养成本和历年费用两个指标来核算；王康平(2001)提出了标准学费的计算公式与上下限公式；陈茜(2008)在公共定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应通过采取补贴激励高校真实申报成本的方式，实现在信息约束条件下构建学费定价的次优机制。还有学者尝试利用灰色系统模型(邱崇洋，肖芸芸2008)、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沈亮2008)、公共定价中各类约束条件下的成本定价模型(李志锋2001)。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学费定价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认真梳理，可以做出如下思考：
　　第一，在预知可以获得未来报酬的情况下，个人为高等教育付费是公正的选择。“效率与公平并重”可以用以解释这种政策选择，主要围绕高等教育投资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和外部性来进行说明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全部靠私人资金维持，而是意味着纳税人和学生应当各自分担一部分费用。
　　第二，个人付费的合适额度很难确定，要努力在公共和私人筹资之间寻求平衡。学费作为高等教育中个人投资的重要一部分，其标准通常是由政府来设定。然而国际经验研究表明，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出发，学费水平的决定权应该由高等教育机构掌握。
　　第三，差异化的收费制度是大多数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针对学费水平进行大讨论得出的唯一可行解决办法。然而，由高等教育机构自行确定学费标准带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一个合适的标准。这关系到决策机构能否正确把握毕业生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及高校自身在市场中的声望。也把高等教育机构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学生(包括潜在生源)身上，看他们在决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主要依赖哪些信息。如果差异体现在校际之间，那么个体就要求获得关于在不同高校学习各种专业可以获得报酬情况的可靠信息。
　　第四，既然差异化收费是很有必要的，那么要想使差异化收费制度发挥作用则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否则的话，市场机制不但失灵且也会带来诸多消极后果。高等教育研究者应该尽快确定哪种条件是最关键的，应该怎样设置这些条件来实现政策目标。这也呼吁更多的研究来对政府的各种干预措施效能进行评价，同时也对促使学生做出选择的内在规律进行研究，以便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学生选择背后的动力机制。
　　第五，从相关文献梳理中发现，在主张大学收费的国度里，包括我国在内，对于究竟应该收多少学费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确定标准或依据，对与学费定价相关概念的研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如教育成本的构成及分类尚无统一定论。国内已有的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大都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分析影响学费定价标准的各个因素，进而在政策制定上规定学费应占某比例的上下限。而针对标准之下具体如何操作的问题研究较少，虽也不乏有学者从各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来试图寻求能够进入操作层面的定价标准，但对公式和模型建立的条件解释不完备，往往只考虑了影响学费定价的某一个因素，而且诸多理论迁移到高等教育领域时适用性值得怀疑，不能很好地满足受教育者日渐个性化和追求高效率的趋势。
　　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定学费标准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但同时更是一个必须要去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难题。国内外关于高等学校学费定价的研究给了我们众多的启示，国内理论界对此问题还有待更深层次的全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