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田野调查法在教学研究中的应用误区田野调查法在教学研究中的应用早已有之。国外典型的研究如贝尔斯(ale,R.F.)的小群体互动过程分析以及弗兰德斯(Flader,.A.)为考察课堂教学的社会结构所进行的教学行为分析。其中,杰克逊(Jacko,..)的“课堂生活”研究及古德和布罗菲的《透视课堂》、德里本(Dreee,R.)的课堂“学习”内容研究则为剖析课堂社会组织及其功能提供了范例。[8]国内将田野调查法应用于教学研究的主要有课堂志研究、新教育实验等。有学者在民族志的启发下提出课堂志研究,认为“课堂志是研究者深入教学现象发生的‘场域’—课堂当中,从事参与观察、深入访谈、深度描述等研究活动,搜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通过撰写‘课堂志’来完成对教学活动的实践研究。”[3]主张课堂志的撰写需要教学研究者深入研究对象,直面研究现象,搜集第一手研究资料,全面描述课堂中课程实施与教学活动现象,或探其发展规律,或进行合理解释与说明,进而将自己的发现和体验用一种较微观的整体描述方法进行描述、归纳和分析。[9]也有学者认为,课堂志是研究团队针对课堂田野中的直观现象、事件或行为,进行详细、动态、情境化地观察、访谈和深描,以求探究特定课堂文化背景下的课程性质、学生学习、教学行为和课堂文化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其研究过程主要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深描和回访等环节。[10]课堂志研究是研究者基于田野调查资料撰写课堂志的研究过程,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强调了课堂志研究中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亲身体验和理论分析,遗憾的是并没有就教学研究者深入田野工作的时间和参与教学生活的深度加以解释和说明。这样一来,也许是短期的、不定期的课堂志研究,也许是扎根实践的长期研究可能是走马观花式研究,也有可能是深度参与式研究。考察已有的相关研究论文(尤其是硕博论文),我们发现,田野调查法在应用于教学研究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误区。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有的教学研究者对田野调查法本身理解不到位或者存在误解。邱关军认为,“教育研究进入田野调查的方式理论上有经验论的归纳法与唯理论的演绎法两种研究逻辑”。[11]田野调查法在教学研究中的应用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基于教学问题的自下而上的归纳、总结与理论建构。就课堂中的教学事实的实践研究来说,“有些研究方法论中只见方法的理论阐述,不见它通过田野所收集的资料或只见官方统计数据堆砌,而不见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显示或只见一堆数据、描述而不见人或田野日志中只见其判断,缺乏对田野场所中的实践、行为的客观描述或在调查地点短短的几天就是田野调查。”[12]如有的硕士学位论文虽明确表达采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但由于作者自己“对课堂志研究方法本身也知之不多”,[13]故,在运用这一方法时就显得既不规范又不完整。二是有的教学研究者将田野调查法的具体研究方法与一般性的研究方法相等同。有的研究者把随意的、短期的课堂观察或观摩等同于田野调查法中的参与观察。这种随意的、短期的课堂观察疏忽了授课教师的实际情况与情感体验,忽视了授课班级的文化背景和整体状况,也忽略了自身的实践体验与感悟。也就是说,没有长期深入的参与和体验,不可能发现隐藏于教学现象背后的真相,也不可能理解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背后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意义。也有研究者将一般性访谈(包括结构性访谈和非结构性访谈)等同于田野调查法中的深度访谈。尽管访谈的目标是一致的,旨在进一步充实研究资料,然而实际的问题是,研究者要么仅忠实于访谈资料的堆积,要么没有理解深度访谈的本质和深层内涵,要么视访谈为形式化的研究过程。三是有的教学研究者因错误的角色定位和价值倾向,进行田野调查时以异样的态度对待研究中的他者。部分教学研究者进入教学场域后高高在上,对于教学活动只是袖手旁观,很少参与其中进行互动和交流,这也许是我国长期的教学理论者与教学实践者分家,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分离所致,加之“目前进行课堂志研究的队伍仍以专业的研究02者为主,这些专业的研究者与一线教师的身份、地位、角色的差异,使他们各自形成了不同层次的观念和文化,这些观念和文化必然在研究者走进课堂的过程中发生相互碰撞和冲突。”[14]这就导致教学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存在一条显著的鸿沟,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教学研究脱离教学实践。
      四、有效运用田野调查法开展教学研究的若干建议鉴于田野调查法应用于教学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的误解与误用,加强田野调查法在教学研究中运用的规范性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第一,教学研究者应正视田野调查法自身的优点与不足,并掌握田野调查法在教学研究中的运用技巧。首先,教学研究不能过分依赖于田野调查法,有时需要将田野调查法和其他研究方法结合使用。因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具有崇尚自然、注重现实和实践、强调主观体验、重视研究的过程等优点,但也存在忽视文献、缺乏逻辑、效度和信度的方面的问题。”[12]其次,教学研究对该方法的运用必须确保足够的研究时间,扎扎实实地深入教学实践,与教学实践者形成教学研究共同体。长时期的接触、交流和观察,能缩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了解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整体的、真实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可以将研究问题置于整个研究场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进行理解和剖析。再次,教学研究者要抱着谨慎、互动、虚心的态度,平等看待研究的对象,遵从人种志研究倡导的“参与观察”,长期深入“自然情境”、“良性关系”的原则,[10]及时反思自己的理论前设和研究过程。教学研究者除了从研究对象的角度体验和理解其经验背景、教学理念和思想感情外,还应了解自己对研究对象及其行为进行意义解释的方式与过程。第二,加强教学研究者的实践体验,提升教学研究者的理论素养。教学研究的田野工作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它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更高的专业水平和理论素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院学者杰玛·爱德华兹(GemmaEdward)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通常导致定性研究失败的因素有很多,例如,低质量的数据与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与答案不匹配理论立场错误资料只包括基本的描述,没有任何被调查者的意见等。因此,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需要学者有更高的专业水平和掌控力。”[15]首先,教学研究者要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以指导田野工作的顺利实施。田野工作的前期准备必须基于相应的理论设计和研究计划,否则获取资料的品质是值得怀疑的。田野工作中的后期资料整理和讨论也需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否则,缺乏理论高度的田野调查是苍白无力的,甚至是对人力、物力和时间的一种浪费。所以,教学研究者进行田野调查时务必要阅读和梳理相关文献,参阅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以明确自己研究的切入点,并且要请教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人指导自己的研究计划,使自己尽可能多的掌握相关理论和田野工作要点。其次,教学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要明确主体互换和主客位相结合的重要性。这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融合可以避免教学研究者忽略当事人对他们自身行为的意义阐释和理解,避免主客体相分离所导致的价值倾向和偏见。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田野调查“没有观察者,只有相互对话,民族志就是合作撰写的故事。”[7]所以,教学研究的田野调查需要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通力合作。再次,真实、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的获取是教学研究之田野工作的关键。著名民族教育研究学者滕星就获取资料的品质提出了4个标准,一是田野工作要尽可能获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二是田野调查是否全面,是否尽量不带强烈的主观意向,不预设倾向性。三是田野工作必须进行及时的记录,要有一个客观的文本、记实的文本。四是一个好的田野文本要具有典型性,具有样本性,可以进行理论建构。[16]这些衡量标准要求教学研究者对研究中发现的各种纪实性材料,如被研究者的备课笔记、教案、教学反思日志等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加以收集,确保实践过程中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资料的完整、齐全和有序。第三,教学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要树立问题意识和研究意识,确保研究的实效性和有效性。首先,研究者要在教学研究场域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尽管教学研究者进行田野工作时有充分的身心准备和理论积淀,熟练田野工作的整套方法和技术,熟悉相关文献资料,明确研究问题,有能力初步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但还要基于已有理论基础和田野调查的实践体验和专业训练回归教学原点,就教学事实多问几个为什么。因为“缺乏田野调查的意识和专业训练,就无法占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17],也不能深刻地发现教学研究场域中存在12的问题。要分析自己对于具体事件的思维方式和认识与被研究者自身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问题出在哪里。其次,研究者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要敢于质疑已有研究理论。研究者在自己初步建立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一方面,要针对收集的有效资料进行意义阐释,全面剖析教学生活中看起来无意识的、彼此分离的行为与现象背后的文化意蕴,发现研究事实和问题背后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要基于自身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就现有的教学理论进行分析、质疑和批判,敢于就同一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再次,通过“做看听思合一”培养问题意识和研究意识。所谓“做看听思合一”,即:教学研究者的田野工作必须在做中看、在做中听、在做中思,将做、看、听和思有机结合。其中,做即教学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的切身体验与直观感受。看即教学研究者的参与观察,包括深度参与被研究者的教学生活中观察以及在观察中积极参与被研究者教学生活。既要观察研究对象所处的生活环境,又要观察被研究者的各种活动。听即教学研究者在深度访谈中就某个事件或问题全面、深入的、刨根问底式的追问。思即教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深刻反思,回到问题原点的思考。既需要对研究的目的、价值和内容进行反思,又需要对研究对象与自身行为的价值取向、研究方法与表述问题进行反思。只有将这四者有机结合,才能透过教学现象探究其本质所在,也才能够促使自己在做中、看中、听中和思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培养问题意识和研究意识,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
      参考文献]

      [1]范正勇.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几点思考[J].青海民族研究,2007,18(3):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