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

    文艺思想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内容很复杂，各种不同的意见与主张相互交织，争论和辩论是很正常的，人们的不健康思想要通过思想改造来实现，不能以政治定性的方式武断的解决，更不能以迫害的方式来解决。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文化批判中，出现了由于学术思想而遭受迫害的例子，这也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践踏。不通过法律的程序，关押了一批知识分子，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随意捕人，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对《武训传》和俞平伯的批判时，对于当事人的处理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特别是对胡风的批判，则在根本上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胡风被逮捕，并在关押近10年之后，1965年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才判处其14年有期徒刑。未量刑审判就被无端的关押近19年，这无疑是对公民宪法权利的巨大侵害，在批判过程中胡风就已经被冠以“反革命”的帽子，同样也未通过任何法律手段就对当事人进行定性，开了随意践踏公民权利的先河。

    三、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的必要性

    1.对知识分子改造的需要。

    建国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接触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这两种思想文化曾与马克思主义一起占据着中国社会的思想领域。而新的政权建立以后，必然要求改变思想领域的这种状况，解决的办法就是对各种与新的政权不适应思想进行斗争，并对其载体实行思想改造。建国后的知识分子中有长期为革命工作，并分散在党政军各个部门，即“革命的知识分子”，但很大一部分是旧社会过来，未曾得到改造，对共产党是陌生的。这些人分散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因为他们厌恶国民党，因为他们赞赏共产党能够统一国家，能够在几十年的战乱之后提供财政保障。在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落后的思想，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东西带进新社会。由于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大部分接受过西方教育，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均有较为深人的了解，认为一切西方国家的东西都有应该学习和效仿的必要，正如老舍先生在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不禁狂喜”，在“狂喜之后，我发了愁”，“毛主席指示: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我怎么办呢?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的道理，这又使我手足失措”;“文艺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分了家日子好过!”;“我怎么办呢?’’只有“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在毛主席的指示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找到自己新的文艺生命”。老舍这样长期与党合作的文艺工作者认识尚且如此，其他知识分子的思想由此可见一斑。正由于这样，这一部分知识分子都有较浓郁的个人主义作风，不注重实际，以我为中心。对于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生活关心不够，甚至是漠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看问题单一而又主观，不能透过表象而观察到实质，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相分离，超然于实践之上，对于社会的需求不甚了解，有“超阶级”、“超国家”的世界观，对于共产党不疏不近，超然于国家与人民之上。

    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党和新中国不甚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很陌生，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与当时的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也是不吻合的。应该说，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在当时是必要的。在延安时期培养和在战争实践中培养的知识分子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因此，对其的改造也就势在必行。通过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他们的大多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使其思想得到了升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许多旧知识分子，开始运用马克主义的方法论批判旧文艺思想，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开始对以前其自身存在的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思想进行检讨。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对于当时文学创作和专业研究向着符合新社会和执政党的要求的方向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2.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毛泽东认为:“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工作，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在建国随着阶层的改造，使得社会主义社会初具雏形。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原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迫切需要在先进思想的指引下，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而各种旧思想文化是脱离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开展思想文化批判，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树立社会主义理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非理性因素

    1.在思想文化批判中存在着人身的攻击现象。

    对电影《武训传》批判一开始就形成了从政治的高度，采取全国性的、群众参与的批判方式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思想问题的惯例。指责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文章将编导描述为“主观愿望”之上的“反动政治企图”，将电影描述为“表示了对中国人民的绝望和诅咒”，以至于编导最后检讨自己的“反人民、反爱国主义”的反动思想，“反历史、歪曲历史、捏造历史”、“给武训这具封建僵尸穿上了假革命的外衣”.，宣传了资产阶级反动改良主义。闭在对俞平伯以(《红楼梦)研究》开展批判时，首先宣布主观唯心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是与马列主义相对立的反动思想，将学术观点政治化，指出作者“假借研究《红楼梦》之名，狂热的鼓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遭到逮捕，并在未定罪的情况下被关押了近十年。同时又开了通过剥夺公民的人身权利解决思想问题的先河，所以毫无法治可言的社会是不健全的社会，只有“一个政治开明、法制健全的社会才是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彰显个人风采的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