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林斯认为，库克船长的被杀既是神话的现实，也是历史的隐喻。库克从祭礼的神圣受益人转化为它的牺牲品，与夏威夷人关于人与神之间的范畴关系有密切的关联，神既是头人的敌人，也是头人占有和篡位的对象，库克船长遭遇的礼遇与悲剧都来自于夏威夷人对神的态度。实际上，库克之死等同于罗诺之死。7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在东西方文化遭遇中已经极富深意，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只有当个人行为或生态作用在文化体系中具有系统化或区位性价值的时候，偶然事件才具有历史性。8库克船长返回凯阿拉凯夸港遭遇的一切，决非可以简单地以经验主义的方式理解，其实，这是一个宇宙观问题。对于夏威夷人来说，库克的返回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不合时宜的返回代表着玛卡希基政治的一种翻版，在国王庆祝胜利的时候把神带上岸，又将挑起一场关于统治权的争端，正如弗雷泽的神圣王权理论所揭示的，仪式危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威胁。9如果说库克是作为夏威夷人的神而死去的，那么他同样也是一种新的欧洲帝国主义的化身。人们还可以认为库克之死完成了两种宗教学之间一次不同寻常的连接，因为他的精神注定要在这两者中扮演同样的角色，欧洲人和夏威夷人都同样地分别把他看作他们各自国家昌盛的殉道者来崇拜。10对于夏威夷人，库克是一种让土地生产、为人类带来收获的神：一个生殖之神，一个具有和平与农耕技艺的保护神，对于欧洲人，他是“亚当·斯密的全球代理人”，因而是市场的和平“渗透”的精神化身：一种承诺把文明带给愚蛮之地、把富裕带给全世界的商业扩张的精神化身。库克将为此制定他的行程：探明路线、资源和市场。作为“英国式和平”的先驱者，库克也是一个市民阶级的罗诺。11
库克船长的来临，不仅仅意味着东西方文化的遭遇，也带来了土著居民内部的关系变化，夏威夷内部的社会关系开始了转型。一是库克船长与夏威夷头人之间的矛盾，在夏威夷人看来，库克是一个来自卡希基的具有神性的人，他既是一个令夏威夷头人垂涎的马那（mana）资源，也是夏威夷头人的潜在对手，实际上涉及了夏威夷人与欧洲人在文化与族群上的分立；12另一是头人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根据夏威夷的禁忌，头人在任何事情上都具有优先权。但是，在库克船长来到夏威夷的时候，这种禁忌实际上一开始就破坏了。夏威夷妇女的行为更是对夏威夷禁忌的冒犯，她们想尽一切办法与库克船长手下的水兵发生性关系，她们这种行为完全不带任何惟利是图的条件，她们的行为反而符合夏威夷的神话逻辑，夏威夷有一种传统的“破瓜”习俗，平民将保持处女之身女儿奉献给上层的头人，普通百姓奉献初夜权的目的在于期望能够生下一个头人的儿子。13夏威夷妇女与水手的交往还触犯了两个禁忌：不顾禁令下海，还与男人一道进餐，吃那些她们禁止食用的水果和猪肉。14
夏威夷人一再冒犯传统的禁忌，最终导致了夏威夷传统宗教体系的瓦解。1819年11月19日，夏威夷的禁忌系统在一天之内被摧毁了，当天，利霍利霍国王公开与头人妇女在同一张桌子上吃献祭食物。15从这一历史性的变迁中，萨林斯浓缩了夏威夷历史进程的一种范式：它是头人与平民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的范式，这些关系以前所未有的各种压制为特征，它们发端于他们各自与欧洲探险者特别是与不断增多的投机商人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范式，这一夏威夷人内部最初的冲突还浓缩了一种可能的历史理论，一种关于历史与事件关系的理论，它滥觞于这样一种观点：文化的转型乃是其再生产的模式。平民和头人根据他们各自的习惯性自我概念和利益以不同的方式对神圣的陌生事物做出反应，通过以传统文化的形式包容特殊的事件，他们将再造出夏威夷社会状态的标准区分，其结果是使得夏威夷的文化建构得以延续。16换言之，夏威夷平民、头人对于神圣事物的传统反应，构成了他们与神圣事物的关系，也因此构成了平民与头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种传统的关系范式，成为夏威夷文化传统得以持续建构的结构。另外，事件的发生并不一定是按照夏威夷传统的逻辑去构想的，萨林斯发现，与欧洲人相遇的特殊情况带来了头人与平民之间对立的形式，这在两者间传统的关系中是没有料到的。在行为上或者在世界上，男人：女人、头人：平民、禁忌：努亚（noa）等传统范畴接纳了新的功能性价值。为现实世界所迫，文化意义因此而发生变化，随着范畴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7
随之而来的，夏威夷人与欧洲人的初始关系也发生了一些类似的变化：当祭品进入贸易时，豪佬“外来者”也变成了男人。外来者被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