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历史/结构的辨证思考，并没有使人类学充分地尊重历史。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利科等人的论战，反而使结构主义一步步迈向“结构”的颠峰，成就了结构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人文科学的宏图霸业。萨特强调历史是统一性和总体性的，而列维-斯特劳斯则认为，历史的内容完全是幻觉性和神话性的，历史学家选择一个既定的地域或时期，他只能建构局部的历史，无法获取意义重大的全面的历史，不存在总体性的历史，只存在放弃了核心主体（人类）的历史的多样性。31列维-斯特劳斯与哲学家的论辩，选用的客体就是专门用来推翻历史性之优先性的，他曾经批评功能主义忽视历史，但历史属于偶然性之域，他在必然与偶然、自然与文化、形式与内容之间确立的二分法，把结构与科学、事件与偶然排成了一列，以这种方式驱逐了历史性。3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开始注意到对“文化”或“结构”的非历史性分析存在的严重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历史人类学的兴起，以及整个社会文化人类学转向时间的导向，关注事件、行为、实践以及人的能动因素，标志着“文化”这一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已起了根本的转变。33许多人类学家开始反思历史/结构之间的关系，萨林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萨林斯认为，自从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及功能主义的全盛时期，西方人类学将历史与结构之间的对立奉若神明。但是，从夏威夷的例子中，萨林斯认为，夏威夷的结构证明自身具有历史性，夏威夷的历史仍旧自始至终都建立在结构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偶然性情境的系统化编排的基础上。34结构究竟是内含于历史之中还是作为历史本身而存在的？35萨林斯从两个基本观察开始他的讨论。第一个是：“看视之眼乃是传统的器官”，人类的社会经验是由一般概念所组成的特定感知，它既是任意性的又是历史性的；第二个观点是在经验的脉络中对约定俗成的概念的运用，这一运用使得文化的意义取决于实践的重新评价，在这里存在着双重的范畴冒险：传统的范畴在被运用来与一个有着自身理性的、自在的、具有潜在的自为性的世界相联系的时候，它们就被改变了，即使世界能够轻而易举地逃脱某些特定人群的解释框架，也没有什么能保证那些明智的、有意图的主体，带着他们的某些社会利益与个人经历，以既定的方式去运用那些现存的范畴。36从以上的基本观察出发，萨林斯认为，首先，在夏威夷人的行动中，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延续性：即作为传统运作器官的观察世界的眼睛。从康德到索绪尔再到博厄斯、列维-斯特劳斯，他们的研究告诫人们，人类主体的经验，特别是当它们在话语中进行交流的时候，包含着一种以先验的概念为媒介的对事件的占用。夏威夷人正是通过将世界视为文化类别的逻辑事例来认识世界的：“库克船长是一个神”这一对于陌生人的认识，伴随着感知与概念，他们运用既有的、先验的概念感知库克船长，使其可以被自己理解，并传达给其他人。库克船长的从天而降是一个真正史无前例的事件，夏威夷人从未见过，但是通过将存在的独特性包容于概念的熟悉性，人们把他们的现在嵌入到过去之中。对于夏威夷人来说，在库克成为他们眼前的事实之前，他已是他们传统中的一个存在了。37

　　其次，经验的真实（感知）在它们所有的特殊性上从来都无法与神话（概念）完全吻合，就像库克船长无法与夏威夷人赋予他的高贵地位完全相称一样。客观真实的赌博就在于词语与事物之间的不对称性。现实世界中每一个文化概念的运用都将使这些概念服从于情境的限定，这就是对于符号的功能性再估价，比如夏威夷禁忌概念的再评价。实际上，禁忌之类的符号具有多义性，但是当他们在现实中被运用的时候，禁忌泽被固定在某些有选择的意义上，它的某一种意义被强调，在所有可能的意义中被凸显出来，同时，其关联性也被制造出来，以凝结出一些与此前所有的运用中都不相同的特殊命题。38因此，在人类具体的行为中，作为概念之载体的符号纳入到了不同的逻辑运作过程，如隐喻与类比、内涵与外延的再界定、意义的特殊化与普遍化、转移与置换，以及对于符号的创造性“误解”等等。39

　　库克船长在夏威夷群岛的一系列遭遇，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在这些行为中，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于一种不可分割的牢固整合之中，象征行为是由无法规避的过去与不可化约的现在所共同构成的一个双重组合体。那些使经验得以组织和交流的概念，都来自于已被普遍接受的文化图式，所以无法规避过去，而任何行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所谓人不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所以现在不可化约。40现在超越过去，同时又保持忠实于过去的这一可能性，取决于文化秩序以及现实情境。41夏威夷的个案表明，将变与不变，或者历史与结构，或者事件与结构看作是两种互不相容的对立观这一观念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待变迁，仅仅将它看作“事件”，而与“结构”对立起来，是十分有害的。其实，一个事件并不仅仅是世界中的一个偶发事实，它是这一事件与给定的象征系统之间的一种关系。尽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