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结构的辨证关系
萨林斯的关于南太平洋地区殖民遭遇的论述，意图传达一个基本的理念：人类学家所称的“结构”——文化秩序的象征性关系——乃是一种历史事物。20他指出，历史乃是依据事物的意义图式安排的，在不同的社会中，其情形千差万别。也可以倒过来说：文化的图式也是以历史的方式进行安排的，因为它们在实践展演的过程中，其意义或多或少地受到重新估价。在人们进行的创造性行动中，人们依据对文化秩序的既有理解，来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并赋予其行动目标以意义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按照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说法，一个事件是一个普遍现象独一无二的现实化，是一种文化模式的偶然实现，另一方面，人们会创造性地重新思考他们的惯用图式，也就是说，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改变了。21他试图证明，人们认为结构人类学强烈地排斥历史，重系统、轻事件，重共时性，轻历时性等等都是一种偏见，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发现结构，反之亦然。22可以这样说，萨林斯的一系列论述，真正把握了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历史/结构辨证关系的精髓。
结构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大范式，对西方人文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借助乱伦禁忌的范例性研究，使人类学摆脱了自然科学，并直接地、专门地将人类学置于文化的根基上。23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追求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一方面，结构主义是从具体的社会关系的背后，寻找“无意识的”基础结构，这就是共时性的观点；另一方面，“习俗是作为外在规范被给予的，这些非感性的规范不仅决定着个体的情感，也决定着这些情感可能或必须得到呈现的环境。”24皮亚杰认为，这些规范于具有恒久性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共时性成了不变化的历时性的表现，但并不意味着列维-斯特劳斯想要废除历史，只是在历史引起变化的地方，问题依然是“结构”，不过这一次是历时性的了。25
列维-斯特劳斯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结构的意义：“如果，正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心灵的无意识活动是在于将形式赋予内容，并且如果这些形式从根本上说对于所有心灵——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原始的，还是文明的——都是相同的，那么，为了获得对其他制度和其他习俗同样是正确的解释原则，掌握蕴含在每一种制度与每一项习俗后面的无意识结构就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充分的。”26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正是人类心灵的无意识活动才使古往今来的社会制度、习俗惯例具有形式，这些形式便是他称之为无意识的结构。通过实践（les pratiques）这一概念，列维-斯特劳斯将“结构”引入马克思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结构”是插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一个图式系统，“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话，屡次推断说，实践（les practiques）似乎是直接来自实践活动（praxis）的。我并不怀疑基础结构的无庸置辨的优先性，我相信，在实践与实践活动之间永远存在着调节者，即一种概念图式，运用这种概念图式，彼此均无其独立存在的质料与形式形成为结构，即形成为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智的实体。”27
列维-斯特劳斯一生追求的志业，就是要从现在寻找过去。他的创见在于他并没有把人类本性和文化变迁对立起来，而是力求将前者置于后者的背景之中，把它当作一种抽象统一的结构，来统摄具体可见的变异现象。他试图在挖掘文化特殊性意涵的同时，建构出一种人类知识的统一体。28他认为，人类学家的目标乃是超出所持有的那些有意识的和变幻无常的想象，去把握全部无意识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并不是无限制的，并且相互之间皆有联系的一些相容或不相容的关系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逻辑框架；这个框架虽然也许是不可预见的，但决不是任意的。29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探讨了图腾神话及其相关的仪式，认为图腾及其相关仪式的神圣性——结构、系统——来自于图腾神话、图腾的象征性图案在历史以来就已经形成的特定意义，图腾及其相关仪式的神圣性作为一个分类系统、一个不断转换的共时性结构，如同一个巨大的时间黑洞，吸纳了绵延的历史，包容了众多历史事件的逻辑偶然性与情绪波动性。因此，历时性存在于共时性之中，人们可以从共时性的结构、系统中追溯历时性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为野性的思维所支配的神话、图腾、仪式等等人类文化现象，其中表现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可逆的时间观念，而可逆的时间则具有“前后一致性”和“无限扩展的可能
